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扣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社会质量理论: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的青少年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研究较少应用宏观性的理论框架.社会质量理论具有很强的概念包容性和较好的本土基础.以社会质量视角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可以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展开,它可以展示青少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青少年与社会制度、体系和组织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以及青少年与社区、家庭和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正无罪推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原则,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为被告人的利益"和"一切主张在未证明前推定其不成立"这两项著名原则,确立于近代,现在已为联合国人权公约和法治国家宪法所确定,并逐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关于无罪推定原则内涵的认识,两大法系的观点不尽相同。英美法系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仅为一项证据规则,用以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正外国的刑事立法体例上,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法定犯则被规定在附属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或者特别刑法中。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于是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其中,既有分别规定,也有混同规定。混同规定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形:第一,将较轻的法定犯当作较重的自在     

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及其批判

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市场领域的具体化。它以秩序多元、国家失败理论为基础,主张市场规制扁平化、政府在规制中边缘化、强社会弱国家,把社会等非国家因素当作市场规制的核心要素。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并不科学,比如其对国家权威的漠视就缺乏理性。市场规制的去国家化立场和社会化追求有可能导致规制的失败,而社会化规制只是一种新的国家工具而已。我们应该"回归国家",主张重新"发现国家",重视国家在市场规制中的作用。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刑事保护视域下“复制”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涉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的司法认定中，“复制”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从法教义学分析，涉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意涵理解与界定有其独特性。尽管现行立法没有规定“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其却成为认定“复制”行为的普遍遵循。因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司法机关对“接触”的判定多适用推定规则，但应区别于民事案件且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质性相似”的认定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实质性相似”不限于计算机软件的整体比对，相似的比例应否具有刑事追诉门槛存在争议。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统一“复制”行为司法认定的裁判尺度，加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刑事保护。     

北欧家庭政策与青年问题的早期干预——以挪威为例

生命历程理论将青年问题视为儿童问题的延续,认为有效的青年政策干预始于儿童阶段。北欧国家的家庭政策是青年问题早期干预的典范,它代表了这些国家对待儿童或青少年的一种态度和价值导向,其成就获得广泛认可并被欧盟所效仿。以挪威为例.从产假、父亲假、父亲配额假、儿童津贴和儿童照顾等方面对其家庭政策进行概览,并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生命历程发展、性别平等和社会投资三方面评估了挪威家庭政策的社会效应。     

中国刑事预审制度科学建构概论

刑事预审是庭前审查准备程序中的重要活动,主要是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司法审查。完备的预审制度有利于保障庭审的高效进行,也有利于被控告一方对是否起诉的审查行使参与权。预审权既不是侦查权,也不是检察监督权,它本质上是司法审判权。预审应从侦查和审判阶段分离出来,独立地作为两者的中间程序。考察国外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在构建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中,预审的起诉决定对预审法官来说是一种相对决定权,检察官对决定有异议的可报上级检察机关审议,最终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制度之完善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律师的“帮助”，这是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诉讼科学发展的当然结果。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法律性质应当是辩护人，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和特殊的诉讼权利。完善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应着眼于告知权、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