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官方不作为 民间乱作为

《民主与法制》2013年第17期发表《从“预报中心”预报大理地震说起》，对一位大学生在微博进行地震预测行为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由于该“预报中心”预测地震的依据来源于国家地震台网公开的监测数据，结论是该民间地震预报小组根据地震数据科学计算出来的，因此，难以戴上谣言的帽子。     

对张江联合党委组织模式的调查和思考

根据浦东开发的实际需要和吴邦国、黄菊同志的指示精神，1994年6月30日，也就是建党73周年的前夕，浦东张江开发地区联合党委成立了。联合党委至今运作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无论是从党的建设、还是从上海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或是更直接的从解决浦东开发开放、乃至各个开发区建设过程所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出发，都有必要对这一新的党的组织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认识。一、联合党委是城市开发高速推进中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组织模式城市的开发和开放，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强烈地向周边乡镇辐射，推动周边乡镇的现代化，最终走向城乡一体…     

建设现代化国际贸易大港——记天津港五十年巨变

天津港自1952年重新开港 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 50年的旅程。在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中,天津港港口吞吐量逐年增长,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国际大港;港口功能不断拓展,港口的作用与地位日益提高。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使天津港获得新生。天津港在我国大型港口中第一个迎来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纲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要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角度优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这是完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创新。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形成的党的执政体制,塑造了中国权力运行的监督结构,进而决定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提出,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规律认识持续深化、理论逐渐丰富、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的结果。"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同步优化党的监督体系与国家监督体系,在充分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高度协调、深度融合,在由"分散"到"统一"的权力监督变革中形成整体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监督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进而催生贯通党和国家监督的监察体制改革,随之又带来国家监督体系的深度整合。国家监督体系主要由以人大监督为中心,以监察监督、检察监督、审计监督为支撑的国家机关监督体系构成。当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四个着力点,即持续健全党内监督;全面强化人大监督;统筹协调国家机关监督;充分保障对监督者的监督。     

员额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官司法责任制度构建

以健全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新一轮司法改革需要检察官实现精英化,为此,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正在全国各省市全面展开,检察机关应当将“员额内检察官”作为基本的司法责任主体,进而构建司法责任体系,厘清员额内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的基本原则,划分员额内检察官司法责任与办案责任的界限,依托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这一专门机构,设计程序化、规范化的追责机制,构建员额内检察官司法责任制度.     

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

人称“儒官”的教授副市长朱福林，讲究收受贿赂的“技术含量”与“科学手段”，但终究东窗事发。读罢《民主与法制》杂志上这篇《教授副市长的“捞钱术”》，感叹它不过是再次印证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说法。     

梁柏台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及现实启示

梁柏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参与了苏维埃立法和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的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梁柏台法制恩想和司法实践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今天我国法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很多制度设计和司法原则，都能够从其法制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寻找到源头，值得我们总结、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