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及其启示

通过时欧美先发国家和亚非拉后发国家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的分析,认为,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或首要标志的政府权力理性化,虽然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和权威的集中,但有了较集中的政府权力和权威,并不就等于政府权力理性化了,这里的关键是看集中的权力和权威是否为世俗理性和国家利益服务。政府权力理性化达成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或两者兼有,而其中政治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性化理论和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性化实践的互动,共同推进着整个政府权力理性化的进程。     

英美日俄大部制改革的历程、特征及其启示

梳理英美日俄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践与特征,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英国采取"切香肠"式改革重组大部,部门内设政策局和执行局,由整体性系统改革转向渐进式改革。美国的渐变整合式改革,先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再整合跨领域部门;除了部内职能司局外,设置大量独立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日本大部制改革遵循法治化原则,以职能优化为基础重组大部,部内设职能司局、部属外局及独立行政机构。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具有滞后性,"行政三分"改革导致"二元分化"格局,总统直接管辖的强力部门持续走强。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的重要启示是:坚持法治化原则,在尊重国家治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推进大部制改革,以职能优化原则重组大部,以"行政三分"原则构建部内组织运行模式,实施整体性政府建设克服大部制改革的弊端。     

“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价值要素：转型中国群体事件研究的重要维度

转型中国群体事件可分为两类：利益主导型群体事件和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由利益因素主导,后者则由价值因素主导。重视群体事件中价值因素的研究,分析其在群体事件的产生、发展及终结中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防范和处置此类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试析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失败的原因

从抗战结束时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变成了仓惶逃离大陆的“国际弃儿”,南京国民政府经历了一个从辉煌到没落的全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发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失败的外交。其外交失败的原因包括政府统治的独裁腐败和治理机能的不断弱化,外交政策的频频失误,高估了自身的外交实力和冷战的国际环境对其影响等。研究这些原因对当今新中国的外交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挑战与对策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以文化和谐为基础，和谐社会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和谐社会文化发展的自身诉求。     

论现代西方行政领导与各部委的关系

部委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各部的行为直接影响政府行政领导(部门和人员)的决策能否贯彻执行,直接影响政府行政领导的功效。因此,各国政府行政领导均十分重视与各部(委)的关系。由于各国政府行政领导体制的类型不同,各国政府中行政领导与各部(委)的关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研究这些共性和差异,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国家政府的内部结构、功能关系及其运作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一、政治关系西方政府行政领导与各部(委)的政治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共进退关系;二是政治上的责任关系。就政治上共进退而言,各部…     

试论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

恽代英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从经济上对近代中国二元社会进行准确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模式的大胆设想,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具体经济政策的科学构想上。这些宝贵的探索为后来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提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公民教育：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路径: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路径、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的路径、构建市民社会推进国家民主的路径、完善宪政民主推进国家民主的路径、实施公民教育推进国家民主的路径等.公民教育为民主政治提供根本的内在支撑,是其他政治民主化路径不可缺失的前提条件.因此.公民教育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公民教育的开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构建有机的公民教育体系;调整公民教育的内容;改善公民教育的外部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