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让艺压钱 不能钱压艺

我是贫穷人家的孩子。学戏是为了求生存。要生存,就得唱红了戏,当上名角,名利双收,挣大钱养活父母、弟弟、妹妹们。这就是我当年的理想吧。为了唱戏,就得下本钱。添置戏衣、头面,还要一副丝带、一双彩鞋,都得自己花钱买。没有好戏衣、头面等,财主、老板看不起,观众也不捧场,也就谈不上唱红,更不可能有名利。那时,社会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处在最底层的是“五子”行:戏子、饭馆子、澡堂子、小摊子……现在说服务性行业,人人离不开。可是,在旧社     

我们有了权

人被当成礼品,人与人的亲情亦被扭曲,还有尊严和做人的权利吗? ●母女血肉相联,彼此却称呼“姐妹”。 ●夫妻两情脉脉,人前却扮“母子”     

说天桥

老天桥的艺人 我小时候跟着姐姐杨金香来北京演戏,就住在天桥尽南头南下洼子兴隆小客店。从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一路经过前门大街,直到天桥,看到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小平房铺面。门前晒着各种衣服,还有光着膀子的老太大,给孩子喂奶的小媳妇。我觉得北京可真够穷的,真够破的!     

回忆义父齐白石

现代中国画坛的两位巨擘、素有“南张北齐”之誉的张大千和齐白石,虽都已过世多年,但其作品至今在国际拍卖会上保持着中国画的最高价位。早在1936年,张大千举家迁居北平,这两位中国画大师才得以聚首,遂结为忘年之交。1949年,张大千移居海外,后定居台北,而齐白石老人则直到1957年去世,始终没有离开北京。最近,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为本刊撰写了一篇回忆白石老人的文章,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白石老人生活的趣事。     

溥仪文革逸事：看样板戏成了惩罚

1959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大晤惮板戏年代，上班、工作、学习前都要全体唱样板戏，我们这个组老年人不少，不会唱就张着嘴，作样子跟着哼哼也不能不唱。可是唯独溥仪总是傻乎乎的愣在那里直着眼睛发呆。监督劳动的看管人看不见不理睬他，可以混得过去，可是就有爱找事的，故意找他的麻烦，一次把他叫出来问：“皇帝你出来!”     

老天津人过年

我是在天津南市贫民窟长大的。虽然我一九四八年就离开了天津,但我总是忘不了在天津过春节时的热闹情景;家家户户门上贴对联、挂吊器,讲究里里外外满堂红。女孩穿红衣,戴红花,门前用干树枝插的聚宝盆,红绿纸金银丝折成元宝形。我会剪窗花,剪吉祥如意、恭喜发财、日进斗金等等。剪了纸花还要送给买不起红纸的邻居们,穷苦人抱团相互帮助是美德。     

不闲着向前奔

细想想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时一刻脑子不闲着,从学习走路就想着我能跑,跑几步就想跳着跑,学戏了就想上台,上了台能演个小零碎角色,又想好好唱,当主角成大角儿。一个欲望接着一个目标,不敢说孜孜不倦,就是不闲着向前奔。唱戏的艺人在那时地位低,生活苦,同行是冤家,好嫉妒,我都不放在心上。你嫉妒我,我不嫉妒你,嫉妒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的表现。到了1950年我的事业已有了成绩,在全国甚至国外有了名气,也成家立业了。正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的时刻,不想在新中国却遇到一场大灾难。最可怕的是政治上抬不起头来,看上去是我失败了;可我内心自信更要好好练功,戏唱得更好。我蹩足了一定要"翻身"的劲头!最苦的日于是1958年,那时因为我不答应跟错划右派的丈夫离婚,也被戴上右派帽子。戴着右派帽子我不背包袱。尽管那时我上有父母和公婆,     

到北京唱主角去

1948年,我随杨星星大哥来到北京,住在南城天桥的一家小店里。那是解放前夕,北京百业凋零,一片冷落。我到北京是两眼一摸黑儿,人地两生。杨星星和李凤阳大哥带着我先去拜访了“再雯社”,见过了王度芳、李福安等师兄。然后,又带我到南城石头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去找评剧公会负责人,要求搭班唱戏。公会负责人瘦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