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农村基层数字党建的运作机理与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提出，要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在1.0版本传统党群工作、2.0版本“互联网+党建”的基础上，迈向3.0版本的数字党建。数字党建是有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型驱动路径，其内在逻辑在于，交互性数字空间能够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扁平化组织结构能够助推组织层级精准管理；智能化数据运算能够赋能组织智慧决策监督；协同性数字平台能够加强党建引领效能转化。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需要构建“数字化—数据化—平台化”三维思维，逐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精准性、智慧性、引领性，推动农村基层数字党建由初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