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公益是如何崛起的

在2012年,青年群体在公益领域的表现着实抢眼。不管是"举牌哥"、"托举哥"还是"鲨鱼妹",不管是倡导环保骑行、老城区保护还是性别平等,青年群体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现了自我的能量。以下从四个方面客观地分析青年公益崛起的现象。     

基金会与NGO的合作,刚刚开始

就笔者对刚刚结束的典范工程颁奖典礼的观察,壹基金正如同许多刚成立的本土基金会一样,一方面雄心勃勃,力图引领整个公益行业,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能力不足、经验尚浅。难能可贵的是,壹基金的团队表现出专业     

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基于我国目前社区精神病学的发展需要，文章以欧洲精神病学发展史为背景探讨“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即二战后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基于圣 阿尔拜精神病院的成功经验而构建的“组织性精神疗法”为该模式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同时，年轻的精神病科医生们为推广“组织性精神疗法”而做出的政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则为该治疗模式的实现获得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资源。文末，我们对法国目前“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具体架构及运行情况做了介绍并总结评论其对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启示。     

中庸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儒教文化的适应性转换

中庸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儒教文化的适应性转换朱健刚“中庸”的概念始见于《论语》，但“中庸”的“中”字，作为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却产生于更早的时期，据《尚书·盘庚中》记载，商王盘庚的时候，由于黄河连年泛滥，于是决定迁都于殷，在作出这一决定时...     

灾后重建与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对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L镇的比较研究

在5·12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通过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A社区和B社区重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区治理层面,无论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还是村集体的权威主义治理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又处于超越社区层面的急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改革过程的交互作用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单一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多元共治和权威管控之间达到平衡。     

社会企业的内部治理与社会目标达成--基于C公司的个案研究

社会企业旨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残疾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其社会目标包括为被边缘群体提供就业、改善其生活质量、为其发展赋权以及促进其社会融合。国内WISE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不但在专业人员培养、商业运营能力、目标人群覆盖面、政策扶持以及法律保障等方面面临较大挑战,而且混合价值的属性导致其内部治理时常伴随着各种紧张与矛盾,成为决定其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变量。基于对C公司的田野调查,重点关注雇员与社会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潜在张力。研究发现,C公司的支持性就业平台建设、融合型企业文化营造以及社群培育等内部治理经验有利于其社会目标的实现,但与此同时,来自集体生活、义工文化、新生代雇员等方面的内部治理困境则阻碍了其社会目标的实现。     

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转型:一种理论视角

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专业慈善力量的社会工作,自身应该有怎样的定位与认识、理论何以有效指导实践及如何培养专业型的社会工作者,日益成为学术圈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2010年仲夏,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高校的社会工作学人、实践者,齐聚广州市首届中国转型社会工作非正式论坛,就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论题展开激烈交锋。本刊特延请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维度阐述对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解。期望本组笔谈中这些差异性或相似性的观点能够引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包括NGO界对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本质、使命、策略、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论争,以便正本清源并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秩序视角下社区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从秩序的视角重新审视社区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在从矛盾失范到秩序重构过程中,可以区分出两种秩序重构的视角:一种是消极性秩序,另一种是积极性秩序。鉴于我国当下以行政调解为主要手段的模式属于消极性秩序,在此应提倡一种积极性调解理念,重视社会自我维系与平衡的功能,通过拓宽居民利益诉求表达途径、搭建沟通协商平台、鼓励专业力量进行心理干预等创新机制,在行政手段介入之前筑起一道社会安全阀。只有最终做到消极调解与积极调解的合理分工、良性互动,方能完成和谐社会建设。     

慈善机构如何有力量?

面对社会转型,慈善机构的能力总体上仍然明显不足。这不但表现在许多慈善机构仍然难以承担比较大型的慈善项目,而且还在于许多慈善机构执行的项目常常在第三方的评估中被发现难以达到项目设计的目标,甚至常常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