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金融中心的建设

近期,打造"金融中心"的热潮在中国风起云涌。2008年5月6日,北京明确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北京市《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首次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在空间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吸引人才等诸多方面做出详细规划。而5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的2008陆家嘴金融论坛,为上海争做金融中心占据了舆论的主流。除了京沪外.近年来深圳、天津、西安等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各种区域乃至国际金融中心等类似的口号,争做金融中心成为当     

个体行为假设：新古典与奥地利经济学的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有很大的偏差，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比较接近。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的不同的比较，对经济学方法及其运用具有启示意义。     

一位蒙冤48年的卧底英雄——记《羊城暗哨》侦查员原型梁焕

他的头上本该戴有耀眼的光环,因为他曾打入敌特组织内部,获取了重要情报,使敌特组织欲借国庆5周年大庆之际,在广州市诸多繁华地点制造具有国际大影响的“惊天大爆炸”的阴谋被粉碎。但是,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敌特组织一起被抓获、被判刑。人民英雄却背上了沉重的反革命、特务之名。谁也没想到,这一背就是48年……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作为“历史”,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公共产品的神话与事业单位改革

企业家精神受到系统性、制度性的抑制条件下,基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自然垄断和非盈利性等标准来界定公共产品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神话。实践中通过"国计民生"、"公共产品"等概念和制度安排画地为牢的做法实际上阻碍了"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任何产品和服务唯有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行动的市场检验压力下,才能得到有效提供和生产。在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中,自由准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     

民警执法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思考

文章针对民警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四个加强,四个提高”的对策建议     

第六届经济特区及浦东新区公安理论研讨会综述

第六届经济特区及浦东新区(简称5+1)公安理论研讨会于2001年9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召开。会议围绕“新世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犯罪趋势问题”和“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讲话,研究探索公安现代警务运作机制”这两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地研讨。来自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5大经济特区公安机关、警察学会和浦东公安分局的代表及有关领导、学者、专家4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25篇。现根据作者提交的论文和会议讨论的情况,将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如     

系统论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优化思考

系统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研究手段,其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借鉴和引导。利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存在的问题,在教育系统内容构成和以内容为基础的外部教育手段上利用系统论的观点加以优化和改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优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促进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贫困大学生自尊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对921名贫困大学生的自尊、学习倦怠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自尊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P≤0.001);自尊对学习倦怠解释率达到16.1%,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从学校教育层面提出了增进贫困生自尊的三点建议,以期对缓解贫困生学习倦怠有一定的帮助。     

宁波、上海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宁波主要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强于上海.宁波制造业竞争优势来自于地理条件优越的临港工业和机制灵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宁波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利用上海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