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和婆媳冲突研究——以广州“80后”青年白领为例

都市社会80后青年人群中,来自农村的凤凰男和出身城市的孔雀女所组建的错位婚姻家庭越来越普遍,网络上、电视电影上和现实生活中弥漫着大量关于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尤以围绕小孩抚养产生的婆媳冲突最为激烈。文章分析了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中农村婆婆和城市媳妇在小孩抚养过程中出现的小孩定位、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代际资源、性别角色和家务劳动分配这五种冲突类型及其影响机制。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表面上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实质上却是农村青年精英向上流入都市社会之后无法摆脱出身农村家庭低社会地位的先赋性因素制约而面临的结构性弱势。这种结构性弱势在转型时期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形塑下体现了凤凰男自致性个体社会地位和先赋性家庭社会地位之间的张力,同时也决定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趋同或分离:穗港澳三地青年价值观的比较分析

穗港澳地区青年人群的价值观存在着趋同和分离并行的基本态势。在国家认同和政策遵从上,穗港澳青年的分离趋势明显,港澳青年去单一中国身份认同现象突出,面临不合理的政策文本倾向于抗争;在公共参与、社会信任方面,穗港澳青年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并重的特征,都重视与身边人讨论政策,都热衷于运动、文化艺术和慈善公益,普遍信任亲人和熟人;在职业观、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安全感、人生追求上,穗港澳青年的趋同态势明显,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职业观,不愿意参与激烈的竞争,也缺乏回报社会的宏大理想;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安全感较高;认可通过后天努力造就人生成功,认为学历对人生成功影响不大。     

都市“夹心村庄”边缘性状态的尝试性研究——以广州市北郊L村为个案

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于迅速,特别是交通网络和建成区的交替扩张,导致建成区内部以及各片建成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城中村”和以“镇”为行政区划的郊区农村,甚至还存在着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夹心村庄”(即边缘村庄),使城乡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交错状态。其中的边缘村庄由于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或是内部整合不够,或是城市扩张的尚未波及,或是地理位置的偏差,形成了相对弱势地位和边缘处境。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广州市北郊L村作为个案,分析了这种“夹心村庄”的形成过程、边缘现状及对策选择。     

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近年来 ,城市外来工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本文试图利用“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职业病调查”的统计数据 来探讨进城外来工与政府二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将外来工的社会弱势地痊、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置于不平等的二元社会结构来考虑 ,进而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外来工的社会弱势地位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高度相关。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职业病患者展开的 ,课题组一共发放问卷 6 9份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6 8份 ,被调查者基本上是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和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的职业病患者 ,其中有极个别的的是广州市职业…     

农民工权益诉求的回溯与政府治理的纠错困境

依据个体劳动能力周期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成长型农民工、稳定型农民工和退出型农民工。退出型农民工由于个体的劳动能力周期与宏观的线性进化逻辑不同步,出现了社会理性向生存理性的回归,基于当前规范化、高标准的劳动政策要求企业资方对过往的"权益受损"或"权益忽视"进行历史回溯和价格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卷入,从而引发治理过程中的"纠错困境"。因此,要化解因权益回溯导致的政府"纠错困境",需要推动绩效型国家主义向法制型国家主义的转型、实现集体赋权向全员股权制度的转变和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国家公民身份、市场劳动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的契合。     

农民工的权益谱系与公共政策保护研究

农民工权益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核心。学界基于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理论提出农民工权利由劳动权向市民权、从底线型权益向增长型权益转变,国家政策保护大致经历了从农民工就业权向职业保障权,再向市民权发展的变迁。与学界理论和政策管理自上而下的视角不同,农民工自下而上对自身权益谱系的认知和划分也呈现出从重视劳动权益向关注市民权益转变的趋势,但利益受损农民工更重视劳动权益,而利益未受损农民工更重视市民权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第一、第三重要权益中的劳动权益对是否遭受权益侵害有显著影响,但只有第三重要权益中的市民权益对是否遭受权益侵害有显著影响。     

从理性选择到合法性机制——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通过在农村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并且构成一个连续统。在前期,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同效率机制密切相关,外出打工能够给农民增加经济上的收益,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效益性。而在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同合法性机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农民不得不采取外出就业这一行为以便使自己在村庄获得合法性,得到村民的认可和赞同,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农民外出就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城市进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这一行为选择,并且为农民外出和农村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城市认同、制度性障碍与"民工荒"现象——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实地调查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外来工1424份的问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心理期待和行为选择来了解外来工对城市的认同现状,阐释外来工在城市面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