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流到乞丐

如何看待乞丐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统计为支撑,我仅以自己掌握的情况,从对待乞丐群体的社会政策转变的角度做些分析。     

中国更需重视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问题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比较激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是对社会政策的重视还不够。社会政策,顾名思义是具有社会性的政策,它以增进社会整合、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集中于促进社会生活福利和协调发展的各方面,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服务、房屋政策、教育政策、老人、青少年、妇女儿童的福利、社区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等等。社会政策起源于工业社会初期的社会管理实践。当时,依靠传统的国家专政工具和教化手段无法解决上升的资本主义引发的劳资对立矛盾,德国政府首创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政策演进、焦点与建构

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尚属发育中未成形的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发育的环境,是由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新迹象培育的。尽管迄今社会政策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住房、教育、社会福利与老年人服务、反贫困等领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着城乡就业结构性失衡、阶层结构畸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不公等结构性社会问题。2005年间民众围绕重大问题的自发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于政府分配资源方式的不满和对政府调整权力、承担责任的期待。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政策价值观的缺失。它带来的社会代价广泛而深远,其渊源一是迷信市场,二是迷信政府。建构中国的社会政策,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制衡作用,充分认识政府在社会政策中的主导作用;进行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建构社会政策的元政策;加强政府自身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研究,同时,也需要公众自觉地为追求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     

四个农村合作组织案例的比较分析：发展需要内外机制并举

本文以四个农村合作组织为案例,从组织的缘起和演化、组织结构与功能、活动内容与成效等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综合性农协应该是未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同时指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有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共同推动,尤其是政府对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政策支持是第一位的。     

综合农协: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

新农村建设提了多年,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存在的问题仍不少。衡量新农村建设成效的标准,是看农民能不能走上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这个角度出发,发展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是一个很好的路径选择。走出中国式城乡统筹道路综合农协是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的职业团体,是农民自治的协会。日韩农协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促进非营利部门就业是新社会政策时代的社会产业政策

以发展非营利组织或机构的方式促进就业，不仅可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更是一项长远的社会政策。本文运用创造性思维提出政策构想，即利用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建设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劳动大军，将农村妇女群体转化为从事养老社会服务业的专业或半专业、职业或半职业化的队伍。这一政策举措可在创造就业、提升农村、帮助城市等方面一举数得。本文还将这一构想发展为框架性的社会政策设计方案。     

中国新农村发展与农村社会保障

本文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定义为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保护或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中国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农村社会保障。它不同于工业社会保障,是从社会保护的政策视角去推进农村发展。它既要改变农村发展的单纯经济政策导向,又要改变单纯社会救助政策导向,而要以促进农村社会整体发展为主导,探索一条新路。本文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借鉴东亚农村发展模式:立法倡导综合性农协组织及其体系的建立和成长,以及就地多元化等发展思路。     

就地多元化:促进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社会政策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就地多元化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到底怎样实现? 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些路都尝试了,仍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近两年的讨论集中到就地实现非农化的选择上。笔者将非农化作一修正,改为多元化。什么是就地多元化?笔者认为,基本轮廓有这样几条:一是农村生态地理环境大体上维持原貌,有相当比例的农耕土地;二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变成城市居民;     

弱势群体及其保护性社会政策

弱势群体成为国际通行的一个词汇，是在近几十年。它超出了人们比较熟悉的贫困群体的范围，而将发展中国家因城乡流动产生的城市边缘群体、犯罪或处于犯罪边缘的边缘青少年群体、丧失劳动力甚至丧失生理上的自主能力的老年群体、受到丈夫虐待、缺乏独立自主能力的妇女群体等等统统归入其内。尽管本人目前尚未查到有关弱势群体的文献定义，不过，从上述统称的弱势群体来分析，弱势群体可从是否丧失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是否难于融入所处地域社会的社会生活、难于与其他群体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是否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和社会对于社会群…     

中国需设立公民社会抗击重大灾害的特别法律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受创最深的自然灾害．它同时唤起了全体中国人万众同心、共担灾难的民族精神．凸现了一个人人自愿担当公民责任、自发抗震救灾的公民社会。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32年后抗震中公开透明的政府、担当责任的公民、举国哀悼的国殇日，都昭显了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真正进步了的中国．使这两次大地震成为时代进步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