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为何怕见人

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都是一块开,人们在习惯上也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称“代表委员”。人大是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协是政治协商机关,相对而言,人大的任务更重,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果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上同时存在某个问题,窃以为首先应当拿人大代表说事。《中国青年报》3月9日报道了许多记者在采访两会代表委员过程中遭遇种种麻烦,被人像踢皮球那样敷衍、搪塞、阻挠的苦衷,“跑两会的各路媒体记者就此越来越有共同感受,也产生了共同的疑问:驻地联络员都不知道代表委员的情况,谁能知道?身佩大会颁发的记者证,在代表、委员…     

“打记者年”随想

眼下对记者有几种打法。第二种打法是利用“法律”的力量对记者进行严厉打击,说得时髦点儿可称为“依‘法’治记”。     

高官引咎辞职应有高透明度

2005年底，因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成为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外界对解振华辞职普遍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央迅速查处环保最高官员，“给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发展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     

处理渎职侵权犯罪不能“渎职”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矿难等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已对249人作出刑事判决,其中免予刑事处罚131人,缓刑107人,两项人数在已判决人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5.6%。     

法官如何“创造”法律

中国在法律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或曰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或曰判例法系国家的法官既是法律的执行者,还是法律的创造者不同,中国的法官(包括检察官,以下同)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法官只能执行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南方周末》5月1日、5月8日刊出两篇文章,评论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出台的对犯罪轻微但有可塑性的在校大学生暂缓起诉的决定,认为面对一些不太符合公正和情理,甚至与社会变迁格格不入的现行法律,司法人员如果大胆改革,力除陈弊,难免有“创造”法律之嫌;如果死守法条,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往又会受到…     

被统计的幸福与被忽视的不幸

有一首曾经流行的老歌这样唱道:“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现在,“幸福在哪里”有了新答案:9月12日,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幸福指数推动社会进步》,《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     

“可办可不办”

有种说法叫“既要坚持原则，也要灵活掌握”，我一直有些不太理解。原则么，应该是不折不扣，一板一眼，执行没商量的；一旦加入某种“灵活性”则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甚至把对的说成错的，黑的变成白的，还有何“原则性’河言？最能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之“对立统一”特征的，我看要算‘河办可不办’之说。这里面要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可办，说明你的要求或申请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应当立即放行；但是，人家现在很忙，或者时机还不很成熟，还需要研究研究，你等着吧。这样便顺理成章地从“可办”转化成了‘可不办”。第二种，可不办，因…     

中国走私第一案警示补说

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了对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6名死刑主犯的死刑,至此,这起建国以来走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监管部门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人数最多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处暂时告一段落。在这起“中国第一走私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湛江市有二百多名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参与卷入:有的轻而易举就被“拉下水”,有意无意地为走私分子开绿灯;有的充当了走私分子的后台老板,如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是号称“走私汽车大王”的犯罪分子大头目陈励生的父亲;有的直接出面为走     

当官的“第三种风险”

以前有“商场如战场”的说法,近年来又有“官场如战场”的新论。应该说,当官的风险也是古已有之的,否则便不会有许由、务光辞帝位不就,严子陵、陶渊明辞官不受之类的故事。按今天一般人的理解,当官的风险不外乎两点,一是如果不能讨得上面的欢心,则不但高升无望,而且连现有的乌纱帽也可能丢掉,所谓“伴君如伴虎”,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二是同僚倾轧,副手忌恨,下级怨怒,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这两年“官官相杀”（以副职杀正职者居多,意在直接而彻底地扫除升官路上的障碍）的恶性案件屡屡见诸报端,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