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与民权调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民权观

诸多论者认为梁启超1903年访美以后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因此思想发生了由民权论向国权论的转变。实际上，梁启超在卢梭与伯伦知理之间、国权与民权之间、干涉与放任之间，一直是主张调和的，只是依不同时代的需要调整了比例，他的国权一民权调和论已经达到近乎“科学”的地步了。合群的思想通常被用来证明梁启超民权思想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特征，然而梁启超的合群论并未淹没独立的个人，相反倒是彰显了个人独立的重要性。梁启超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而汲汲于在国权与民权之间求得平衡，这种调和倾向有其理论依据与现实根源。     

“信”与中国文化性格

中国语境中的"信"有诚信和信任双重含义,忽略其中的任何一方,生搬硬套西方的信任理论来研究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差.在前近代,诚信较信任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近代以来,信任逐渐获取了与诚信同等程度的重视."信"与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以及家族性等特征互为因果,后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土壤,前者是后者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