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跳出传统的指标模式

自 1829年真正的专业化警察出现在伦敦街头开始，警察就被公众誉为“抵御中外犯罪的卫士”。警察与犯罪的关系被人们很自然地想象成近乎“野兔—山猫”此消彼长的生态平衡模型。因此，降低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提高刑事犯罪案件的破案率，也就成为评价警察工作的核心指标。 　　20世纪 4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急剧攀升的刑事犯罪率，纷纷开始了警察专业化的改革实践，然而，专业化警察人力、开支的不断增加，警察通讯、交通和武器装备的迅速现代化，非但没有使刑事犯罪率有所回落，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之势，比如， 1981— 1990年十…     

论“严打”决策科学化

从十几年“严打”斗争的实践来看,“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是符合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的,但是贯彻“严打”方针的“严打”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认识简单化,方案模式化,目标单一化,影响了“严打” 斗争的效益。因此,提高“严打” 决策科学化水平,是继续贯彻“严打”方针,开展“严打”斗争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科学的“严打”决策在战略思路上,要准确理解“严打”方针的完整含义;要有利于形成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的“严打”格局;要有利于建立以打击为主,以打促建、以打促防的“严打”机制。在具体要求上,要按照科学决策规律、科学决策程序来制定“严打”决策方案,注意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变通决策、战役布局内的自主决策和战术范围内的随机决策。     

关于建构公安指挥学的几点思考

“指挥”一词最早亦称“指麾”，本指手的动作，后来引申为发令调遣。这主要与古代军事和战争有关。最早有关指挥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军事领域。但是，从一般意义来说，指挥并非是军队的专用名词，从人类组成不同的社会集体开始，指挥就相应地产生了。只要是群体参与的有组织活动，都需要指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1]建构公安指挥学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绝不是偶然的或学理推论的，它是现代警务活动的实践需要和公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笔者就建构公安…     

流动城市治安管理的新模式——“义乌公安经验”的启示

“义乌公安经验”的精髓在于探索了一种流动城市治安管理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的价值是实现了高犯罪率下的高安全感、高安全需求下的高满意率。“义乌公安经验”以其服务创安、合作创安、科技创安这三大亮点,展示了其是具有前瞻性、创新性、有效性和普遍性的,是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的。“义乌公安经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凝炼出了正确的理念,那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保障,保障的基础在平安,平安的基础在治安,治安的基础在本地人、外地人、外国人和谐共处、共筑安全的理念和机制。     

现代警务协作形式和指挥

在现代重大警务处置行动中 ,多警种、跨区域的警务协作越来越成为公安机关的主要警务活动模式 ,而警务协作的核心是指挥。公安指挥所支配的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执法活动 ,既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交通等指挥 ,也不同于军队的作战指挥。在现代警务协作中 ,公安指挥的核心是组织好重大警务处置现场的各种处警力量的协同行动 ,发挥公安机关的整体战斗力。公安指挥必须根据不同的警务协作形式和处置行动编组 ,处理好种属控制、主从制约、平等协商的三种指挥关系 ,并依据不同指挥关系分别采用总控式、导调式、委托式、联动式、协商式等指挥方法。     

试论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

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使中国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合作互助是风险社会的政府应急管理基本理念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一体化”应急机制的失灵,政府的应急管理必须走与社会合作互助之路。在“服务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打造一个“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当公共危机突至时,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避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应跳出传统的指标模式

自 1829年真正的专业化警察出现在伦敦街头开始，警察就被公众誉为“抵御中外犯罪的卫士”。警察与犯罪的关系被人们很自然地想象成近乎“野兔—山猫”此消彼长的生态平衡模型。因此，降低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提高刑事犯罪案件的破案率，也就成为评价警察工作的核心指标。 　　20世纪 4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急剧攀升的刑事犯罪率，纷纷开始了警察专业化的改革实践，然而，专业化警察人力、开支的不断增加，警察通讯、交通和武器装备的迅速现代化，非但没有使刑事犯罪率有所回落，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之势，比如， 1981— 1990年十年间，英国警察人数增加了 30000多，而刑事犯罪率也由 566，上升至 789，美国警察人数增加了 40％，刑事犯罪率也增加了 46％。我国改革开放 20年，警察人数增长了近三倍，而刑事犯罪率也增加四倍。警察数量对于刑事犯罪率的降低不起决定作用的残酷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人们评价警察工作的传统价值准则。由此，社会对于警察的职能产生了疑问，警察在辛苦、劳累、伤亡惨重之余，还要面对公众的千夫之指。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国外警学界从警察最原始的定义（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警察的定义是“良好...     

试论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保障

社会信息化使人类社会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在快速提升不法分子的犯罪能力,尤其是信息犯罪,使公共安全保障领域由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信息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要途径是科技手段应用和法制治理。当前,重点是大力推进公共安全领域的信息工程———“金盾工程”的建设,尽快提高我国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中国犯罪预警与社会治安评价

我国犯罪预警系统建立的条件已初步具体。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需要，也对这一系统的建立发出了呼唤。在此，我们以对犯罪问题的数量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犯罪预警系统的构想，希望为这一系统的正式建立起到参考和促进作用。     

关于社会治安涵义的研讨概述

公安部组织的“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课题研究组在研究工作中提出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如何确定“社会治安”的内涵和外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社会治安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关于社会治安的涵义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统一、权威的表述.因此,在实践中,对于社会治安涵义的界定比较模糊;在名词使用上,社会治安与社会治安问题、社会治安形势、社会治安状况、社会治安秩序、社会治安情况等几种说法往往互相混用,不分层次.据我们了解,学术界对社会治安的涵义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