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上帝与法律--信仰及相关词源考究与分析

信仰是西方意识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非意识的一个阶段.上帝是人类语言和智慧无法表达的理想,是所有道德的样板和灵感的来源.法律不但是权力工具,同时也是正义工具,原因在于法律与权威及威望密切连带.宗教、道德、法律是社会控制最重要的三种手段,而在西方社会,这三者曾经长期交融成一体.法律的尊严源于它的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的基督教道德律,而基督教道德律昭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又有一个终极命运的未来,信仰的并不是作为实用权术的法律规则体.     

论帮助恐怖活动行为评价的独立性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犯罪主体,不是恐怖主义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帮助恐怖活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限于直接故意,还包括间接故意;即便受助人的行为不构成恐怖主义犯罪或不构成犯罪,帮助行为仍可能构成犯罪;帮助恐怖活动犯罪既遂不依赖于受助人实施恐怖活动,对帮助人判处的刑罚可能重于受助人。正因为帮助恐怖活动在定罪与量刑两方面均具有独立评价的特点,故其具有独立的犯罪性。     

语言权利产生的背景及其法定化

语言具有原生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其维系着公共生活的有序运作,同时又对于个体具有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近代以来,政治权力介入语言领域,语言权利是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政治构建与反构建过程的副产品。国家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和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安排是语言权利研究的重点。由此,在不同的时期也引发了关于个体语言权利与集体语言权利、自由主义与认同政治、语言公正与语言生态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     

比较法学科的比较框架与核心关注——对比较法学课程内容的再思考

比较法学科的学术关注一贯偏向于知识性,注重私法内容而轻视公法内容;重视对现行法的研究而忽视对制度形成过程的研究;着眼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几个典型国家的研究而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生活。法律传播和法系扩展的历史反映着世界权力关系的形成及变化。既有的研究缺乏足够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关注,从而尚未建立起"真正"得以展开对比的框架,并更新这一学科的核心关注。     

论《圣经》与自然法的差异及深层勾连

<圣经>与自然法思想发展演变的关系的核心在于以信仰同理性的深层关联,进而延伸至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理性神与形而上学的神圣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三对概念间存在着理路连接与意义互释.古代自然法思想与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是世界的目的性,人的理性是对上帝智慧的分享,这两种世界目的都被哲学化为形而上学的神圣者.近代自然权利理论充溢着乐观主义与此岸性,对个人自身的理性和普遍道德信心十足,抽象的个人理性被神圣化.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现象描述与行为评价——以维吾尔族“尼卡”和“塔拉克”婚俗为分析对象

历史上,“尼卡”具有证婚效力,“塔拉克”具有解除婚姻效力,两者是维吾尔族最具代表性的婚姻习俗.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也是国家权力介入婚姻关系的两个重要环节.当下,“尼卡”仪式和结婚登记相结合,发生双重效力;而“塔拉克”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男方有权单方解除婚姻关系,但三次“塔拉克”之后,诉讼离婚或协议离婚被视为当然的结果.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应是在细致、全面考察分析的基础上,予以审慎的判断和评价.     

稳定与变动：诉讼信息中的哈萨克族婚姻关系*①以新疆阿勒泰市法院2013年度319起离婚案件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新疆阿勒泰市319起离婚案件卷宗进行司法统计，相关数据显示，哈语案件呈现出众多与汉语案件趋同乃至超前的现象，如当事人的低龄化、家庭核心化、对财产的重视等；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增加了哈萨克族离婚的难度，并为法庭主持调解提供了有利条件；哈萨克族婚姻家庭关系在整体稳定中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在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中，哈语案件数双向增长，登记离婚已成为哈萨克族解除婚姻的主要途径。     

谈如何构建家事诉讼程序——以离婚纠纷审判程序为思考原型

家事案件与普通财产型案件存在明显区别。以离婚案件为代表,目前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审理存在业务分工不明、程序机制空白等问题,故需要从家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审判机构和人员配置、程序目标和程序原则、诉前强制调解等四个方面,思考如何重构家事诉讼程序机制。     

汉语案件与民语案件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基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3个年度离婚诉讼卷宗的统计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3个年度离婚诉讼卷宗的司法统计,基于当事人基本情况、拟解除的婚姻状况、案件审理情况三类审判信息,比较汉语案件与民语案件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不同族别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及案件的核心争议、法官实现审判目标的难易、纠纷解决的替代途径,可以用以分析两类案件审理结果的差异。     

离婚案件中的机会主义诉讼行为分析

在离婚案件审理实践中,共同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子女抚养问题是引发当事人抱怨的三类主要问题。当事人期待通过诉讼实现最大效用,包括经济利益、主观效用和情感需求。机会主义诉讼行为是当事人基于诉讼最大效用预期而采取的策略行为方式之一。其出现的原因多是立法疏漏,但一定程度上,司法权的消极被动放任了当事人的不正当策略行为,乃至机会主义诉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