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31日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举办了主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学术讨论会,就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形式、成就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终结论之终结

“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叙事中,暗含的寓意是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式是惟一不可替代的模式,历史因此已发展到终点而宣告终结。这些终结论是与新的冷战思维、单向度的决定论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分不开的,充分暴露了他们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思想倾向。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元叙事,必将因新的历史事实而宣告自身的终结。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以“舆商”应对“舆伤”

＂舆商＂是继情商、智商等之后又一种新型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艺术。当信息以爆炸的态势呈几何式快速增长之时,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世界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甚至做到化解危机,这就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舆商＂。而所谓＂舆商＂,正如有人所说,就是＂树立正确观念,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拷问,并恰当地发表见解、理顺舆论话题、优化公共关系的智...     

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和谐

无论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还是韩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探索都表明,社会流动是和谐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协调机制,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阶层关系具有有效的调节作用。     

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科学应对

如何科学应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使之转化为助推反腐倡廉工作的"正能量",已成为一项新的时代课题。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发展新趋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反腐倡廉迎来技术性变革,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兴平台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渠道,因而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发展的新趋势,切实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引导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网络舆情最初是一种非制度化个体行为。网民将     

大部制视野下的行政执行研究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提高执行力,但在行政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执行的缺位或越位、执行中的任意"变通"或"加工"以及盲目执行等,由此造成了行政执行力的不足与虚弱.相反,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政府再造运动的兴起,国外形成了三种较为典型而有效的行政执行模式,即执行局模式、法定驻外机构模式和市场化模式.当前我国要积极稳妥地探索大部制改革,既需要汲取国外行政执行模式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完善大部制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又需要政府有效地授权,逐步将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形成行政执行的多元竞争格局,还需要在行政执行中加大绩效评估的环节,实现执行力与公信力的相互结合.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历史超越

邓小平富民思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 ,是立足于客观规律 ,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较之中国古代的富民思想 ,邓小平富民思想具有巨大的超越性 ,体现为 :“民”的内容超越了古代所指的领主封建、地主封建和封建地主 ,指向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富”的内涵超出了古代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延伸为蕴涵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最终价值目标则从巩固君主自身的统治 ,转向了以富民为最终归依 ;而构建在客观规律之上的现实性及文明主体自身的实践性较之古代富民思想的欺骗性、空想性来说 ,更有质的飞跃。     

《狱中札记》政党思想之解读

《狱中札记》中的政党思想似乎成为“遗忘的角落”。事实上,葛兰西在此书中对政党的性质、职能、存在的要素以及党史的书写都有自己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政党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技术领域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方式。政党有着整合、教育、智识、仲裁、平衡以及技术文化等多种职能。政党存在所依凭的要素之间有特定的“固定比例”,且政党是历史地建构的,甚至常常会遭遇到权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