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模式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样态

"参与"是民主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之源。从公民参与权利和权力"两权耦合"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将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为高主动、高协商的合作型参与,低主动、高协商的决策型参与,高主动、低协商的介入型参与,低主动、低协商的建议型参与四种类型,并可以通过相应的实践案例予以验证。结合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来看,为适应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在实践中应致力于深化公民参与权利与参与权力的"两权耦合",增强公民参与的活力。具体来说,优化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模式仍需回归"公民"本身,既要回归"公民"本身内在的意愿和能力,也要回归"公民"本身外在的性质和规模。     

社会团体和国家治理职能优化——基于道格拉斯·柯尔民主思想的探究

柯尔的民主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探究社会团体和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在柯尔看来,代议制"代表"企图在一切议题上代表他人,无法给予选民充分的控制权,因而存在自身不能克服的局限。社会团体可以使公民的多元意志有多元的表达渠道,使公民对代表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能够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社会团体是一种职能民主发展的核心要素。应实行分权治理的原则,彰显公共服务精神,并优化国家对社会团体的调节职能。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述评

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备受关注,分析其发展现状对我们具有极大的意义。目前西方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批评研究、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实证分析等方面。可以预见的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政府责任:一个战略性分析框架

“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规避“社会转型陷阱”,政府的责任担当是关键.“社会转型陷阱”规避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多个层面,因此,政府责任相应地包含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建设社会制度、呵护中产阶级、赋权社会组织来建设社会,通过遏制权贵资本、规制国有资本、优化民营资本来规制资本,通过开放式建党、开放性立政、开放型治理来开放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基于十二大至十九大党代会报告的文本计量与话语分析

利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民主话语变迁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民主政治,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同时,党的民主理念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变化和创新:民主本质的理念从"人民当家作主""以人为本"再发展到"以人民为中心";民主制度建设的理念从"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法治的制度实践";民主范围的理念从"政治的民主"发展到"多领域的民主";民主建设重点的理念从"基层民主"到"党内民主"再发展到"协商民主"。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反思——基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考察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制度和思想是不可分的。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在制度上经历了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行政集权民主制及复合民主制的过程。在思想上,经历了对直接民主制的总结和反思,完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破"和"立"的任务,对民主的内在张力及其平衡进行了反思,深入到了民主的规范性和经验性之中。反思其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实践、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理论研究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民主政治本身没有完全固化的、唯一的模式,民主政治发展核心的主题是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基于价值、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视角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在价值定位上主要是实现公用事业治理公共性和经济性二元价值的发展和合理平衡。在治理结构上,须进一步厘清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和职能,逐步构建起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多元对话和合作机制。而功能提升的根本路径在于:推进政府监管、企业经营和公众参与的多重制度创新,由此提升城市公用事业的治理能力。     

协商民主:公民资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协商民主理论对传统公民资格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反思和重构,这种反思和重构,既体现在对于公民权利基本理念和结构的反思和发展,也体现在对于民主参与的内在决定性要素——公民理性和责任的强调和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科学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中国公民资格发展的深入思考。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