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暴政”并非民主之必然——论达尔对托克维尔的反驳

"多数暴政"是民主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担忧,托克维尔可为其代表。达尔从多元主义民主的基本理论出发,加以他对平等的偏爱和对社会转型方向的认识,从逻辑上、经验上和方法论上对托克维尔的"多数暴政"论进行了反驳。达尔的反驳提醒我们,多数暴政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过分夸大"多数暴政"可能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权力型特权：标准与判断

特权是封建社会政治传统和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反映，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特权可以分为权力型特权和权利型特权。从权力型特权的角度看，可以把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作为其判断标准，其中以正当性为核心。三个标准的不同组合，构成权力型特权的不同类型。在反特权的时候，应当追求民主判断、司法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特权争议，避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质询权:宜软不宜硬——兼谈学术界对我国宪法第七十三条的批评

质询权制度最先起源于英国。一般认为,质询权制度在议会内阁制国家比较重要,而在议会总统制国家地位并不显著。从各国宪政实践来看,质询权由于使用方便、弹性较大,总体上发展得比较快。如英国1847年提出质询案仅129件,但是到1946年激增到27393件。法国国民议会1970年有6039次书面质询,有5565次得到答复,回复率92%;1984年有19139次书面质询,其中15914次得到回复,回复     

协商如何联系决策?——与何包钢先生商榷

协商的结果必须影响正式的决策才可能真正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协商民主与政治决策的探讨不多.只有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合法存在、协商信息的自由获取,协商民主才能真正进入政治生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截然二分是一种理论误解,二者恰恰是互为支持的.     

权力型特权：标准、分类与判断

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本质而言,似乎不应有特权产生和滋长的空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仍存在某些特权现象.特权可分为权力型特权和权利型特权,前者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看,可以把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作为权力型特权的判断标准,三者的不同组合构成权力型特权的不同类型.因而,反特权时应当追求民主判断、司法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特权争议,避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论政治参与的内在价值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与核心,其不仅具有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对于参与者自身的内在价值。学术史上对政治参与的内在价值早有论述,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代议制民主工具化倾向影响,实际上对此认识不足,这是中国政治发展不充分、不理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强调并重塑政治参与的内在价值。     

达尔政治平等理论的心理学基石及其现实意义

达尔的政治平等理论建立在三个心理学规律之上,即人类固有的平等倾向、物质消费满足人类幸福感之能力的边际递减性、平等要求对安全要求的服从。达尔把心理感情作为自己平等理论的基石,为描述文明时代政治平等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逻辑起点和思想进路,但是也削弱了这个理论更广泛的解释能力和进一步的探索能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慎重考虑达尔所提示的心理学规律,但是也要敢于突破达尔封闭的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实现政治平等的能力充满自信和自觉。     

论治理腐败的路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反腐败需要用动态的思维探寻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推进并依循从上到下、从清官反腐到制度反腐、从政治反腐到文化反腐的基本路径。     

人大制度与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因此，人大制度不可能回避利益集团的影响。只要能够做到下述三点，则利益集团就可以视为民主政治的正常现象：利益集团认可现行制度；不采用非法手段干扰利益表达；不垄断利益表达。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恰恰在规制利益集团方面不成功，因此只可成为一种形式民主，中国的民主建设应当超越西方形式民主。     

论企业政工干部威信的来源

企业政工干部的威信,主要来源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人格威信。对于直接从事党的工作的企业政工干部,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人格修养对其形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一览无遗,他们能享有崇高的威信,得到人民大众的爱戴的拥护,除自身博学多才之外,与其人格的力量是分不开的。 人格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活动,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直接影响着政工干部威信,政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