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法律边缘的罪犯子女儿童村——儿童权益保障立法模式的选择与实务

生活在“偏僻”角落这群被称为“罪犯子女”的孩子是不幸的，只是由于父母犯罪，他们得不到一般孤儿享受的救济和扶助，被社会有意无意地长期忽视，如果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这些孩子健康成长，而且不利于教育与改造罪犯，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本文是作者暑期赴北京市顺义区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中心调查所得，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认真分析，希望寻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     

程序正义理念与遏制刑讯逼供制度的重构

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而侦查讯问制度设计上的失衡和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现实原因，应从建立侦押分离制度、赋予律师在场权、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措施等三个方面重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以期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犯罪的一般理论”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防控对策

美国＂犯罪的一般理论＂认为任何犯罪都是＂低的自我控制＂和适宜的机会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犯罪机会纳入犯罪成因系统内。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经历不良社会化过程,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形成犯罪性;具有犯罪性的潜在未成年犯罪人在合适犯罪机会的推动下实施犯罪,成为现实未成年犯罪人。对此,应当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性的形成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机会两个层面来建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对策。     

中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之比较

中日两国为近邻,近年来都面临国内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猖獗的有组织犯罪蔓延,比较研究中日两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中日两国有组织犯罪界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体法,主要从立法模式、罪名罪状和刑事责任规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程序法,主要从侦查机关、侦查措施、证人保护制度及没收和追缴程序等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下游犯罪——洗钱罪的规定比较。     

论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和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实施盗窃的场所、时间、盗窃的对象、盗窃主体的身份、盗窃行为的手段等都可能影响到既遂未遂的标准划分。同时,对于"数额较大",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企图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客观上可能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盗窃未遂。     

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

转化犯是刑法学者对有关刑事立法现象的理论概括,转化犯的界定不能脱离刑事立法实际,且应当符合形式逻辑中有关定义规则的要求。文章从转化犯的定义、立法价值、立法模式、立法例辨析、以及转化犯立法的不足与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略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为视角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苏南人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被害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损害赔偿，导致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构建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至少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实体层面是指补偿原则、补偿对象及条件、补偿方式、补偿金的来源等内容。程序层面是指补偿机构、补偿申请等内容。     

试论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在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部分司法机关也已进行试点。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缓刑建议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教育环节充分运用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对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系统评估，采取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实现未成年犯罪预防和矫治的目的。     

论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和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实施盗窃的场所、时间、盗窃的对象、盗窃主体的身份、盗窃行为的手段等都可能影响到既遂未遂的标准划分。同时,对于＂数额较大＂,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企图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客观上可能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盗窃未遂。     

论我国刑法中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管制刑的规定条文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适用范围缺乏科学性，劳动内容的取消降低了约束力，而且没有规定对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应当从刑法总则与分则两方面完善管制刑的立法，如增加规定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规定数罪并罚制度、变更管制刑刑期和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