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精神重建与后非非写作论

在1980年代中期勃兴的新生代先锋诗歌运动中，引人注目的非非主义在不断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坚持至今。《非非》的两度复刊，也使得它在不断的变构中而进入后非非写作时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后非非写作以大介入、大拒绝和大关怀的勇气契进现实和个体生命，其倡导的“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理念，并不是望文生义理解的与体制抗衡，而是强调以美学形式介入人的生存处境，以诗人身份承担，关注现实中人的精神苦难与迷津。后期非非主义用独特的文本形式坚持着文化批判和思想建构，为二十一世纪汉语文学写作拓展更大的生长空间，并为着现代诗歌的精神重建而继续非非。     

符号泛滥导致当下社会符号灾变?——兼谈赵毅衡的“形式-文化学批评”

当下社会的符号表意过于复杂和泛滥,不是让人的身份更自由,而是要求当代人采用更多身份乃至异己的身份,整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面临符号灾变的危机.当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被用来证明商业化俗文学与先锋文艺可以同流齐驱,后结构主义的“解构”被用来证明“五四”启蒙话语和20世纪80年代人的“主体”价值惨败,后殖民主义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理论被用来证明“中国特殊性”以放大本族传统,文化批判的声音就显得柔弱无力.赵毅衡在其新著中以他一贯的“形式-文化学批评”路径,强调知识分子应坚持真正的文化批判,以填补符号泛滥与意义匮乏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