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个“第一号”布告

在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展有两张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发布的"第一号"布告,其中一张残缺不全,一张保存得比较完整。第一张,它的粗字标题依稀能辨认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一号"。     

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在长汀诞生

正我军无线电通信部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屡立奇功。追根溯源,我军的无线电事业起步于中央苏区时期,福建长汀则是我军无线电正规化教育的摇篮和祖地老家。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始于1931年。在此之前,红军的通信、联络靠步兵或骑兵传递。1930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正式整编为红一军团,红军的作战形式自此发生了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保护红色遗存 传承红色基因

<正>清明节前夕,走进阜宁县这块红色土地,看到一块块标示红色遗存的纪念碑、一座座修旧如旧的红色场馆,还有那一个个场馆里配备的精神饱满的专兼职讲解员,记者感叹不已:地处苏北的阜宁并不富裕,舍得花这样大的本钱保护红色遗存,实在难能可贵。陪同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罗时荣欣喜地对记者说:"近几     

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从中国方面来看,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框架,已经蕴含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