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荻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媒体经济特性对媒体内容的影响

通过论证媒体的二次销售、不可排他性、非物质性、求新性和风险性等其他产业所不具备的经济特性对媒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得出媒体产业将通过系列措施来争取更大的利润或回避风险。这会直接影响媒体产品的内容,并与媒体的社会角色发生冲突。     

期刊标准化与信息传播

从期刊标准化的具体操作规范入手,通过对传统印刷期刊和电子期刊的比较,论证了实施期刊规范化对信息传播的促进作用,并得出两种形式的期刊将互相补益促进,更好履行期刊承载、传播信息的职能之结论。     

新媒体对中国“权势”文化的颠覆与重构

从理性视角来看,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变革依次表现在三个方面的"权"与"势"变迁中:第一,新媒体呈现出某种"反作用力",不断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盘";第二,新媒体带来"权势"文化结构性变迁;第三,传统政权意义上的"群众"和传统媒体的"受众"发生改变。新媒体带来的中国政治进程生态的改变,虽然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至少从目前表现出的通过新媒体激发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政治改革进程的拓展、经济发展领域的新气象、人文素养人文意识的复苏和重构等等,都将为中国整体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开辟道路,其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谁主媒体沉浮——论全球化背景下媒体工作者与消费者之权重

全球化浪潮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全球媒体界的新一轮变革。媒体工作者和媒体消费者对媒体产生影响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消费者越来越大地左右着媒体内容、版式安排、时间分布甚至媒体工作者自身和媒体的经营方式,同时也导致了同质化和媒体集团的形成。媒体工作者应在尊重消费者的同时,认清各自权重,充分发挥编码者、把关人和传播者的职能及专业特长,求实创新,促进媒体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