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利的生成逻辑与让渡指向

组织化的学术权力来源于个人学术权利的让渡,其合法存续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而学术权利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缘于大学历史发展的主客体因素后致。大学教师职业群体的形成、学术活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学术主体与公共权威部门的互动博弈共同构成了学术权利生成的独特生态和方式。同时,学术权利的让渡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对象指向和方式指向。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转型时期高校管理中的冲突与调适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高校管理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冲突,冲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高校管理中的冲突包括高校与学生、教师的冲突,以及学生与教师、后勤人员的冲突.在高校管理中可构建"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完备适时的规则机制、民主畅通的大学中介组织机制来调控各种冲突.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男孩偏好:基于治理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HLM)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实现,但受到男孩偏好强弱程度的影响。论文结尾分析了研究结论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政策启示,并指出了局限性和未来改进方向。     

高校法人滥权问题的制度回应方向

在我国,高校自律与他律失衡现象的背后是高校法人滥权问题.高校法人滥权的突出表现,是高校以法人身份发生的经济性行为失控失范.产生高校法人滥权的原因,既与高校自主权的法源复杂有关,也与高校自主权的实际获权过程特别是其行使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我国高校自主权的行使制度设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其最大缺陷是未有效界分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高校法人滥权对社会和高校自身都具有危害性,约束高校法人"经济人"行为取向的制度改革方向,是适时推进高校法人的"公法化"进程,同时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已缺少不了的少量私权职能予以规范,特别是要清晰界分这两种不同职能活动的特征及范围,切断以私权职能冒充公权职能的暗道.     

教育行政主体观之演进及其对体制创新的影响——当代社会管理创新过程的一个侧面

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作为社会管理创新过程的一个侧面,教育行政主体在本体现、资格现、权利(力)义务现等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教育行政体制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是当社会公共生活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法律对教育行政主体的择入范围趋宽而资格条件趋严,主体类型趋于多元化,以满足教育领域里管理创新的需要；二是当法治真正成为一种国家意志时,教育行政主体的权利(力)呈瘦身趋势,而义务呈加重趋势,以两者的均衡张力推动教育行政体制更加公平正义.未来,与教育行政主体相关的体制机制创新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