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常用PCR扩增试剂盒检验血样DNA的结果比较

目的探讨常用的ProfilerPlusTM、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试剂盒检验血样DNA的差异。方法510名无关中国汉族个体血样,分别用ProfilerPlusTM与Powerplex(16试剂盒进行DNA检验,然后对有不同检验结果的同一样本,再用ProfilerPlusTM、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等三种试剂盒进行检验,并比较其结果。结果在510名个体血样的DNA检测结果中,发现同一样本有不同结果的有7例,其差异率为1.3725%;ProfilerPlusTM、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各有1例在D13S317或FGA基因座上出现等位基因缺失现象,缺失率为0.1961%;ProfilerPlusTM有5例在D8S1179基因座上出现扩增严重不平衡现象,相应的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试剂盒的检验结果为正常杂合子。结论ProfilerPlusTM、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试剂盒检验血样DNA均会出现扩增不平衡和/或基因丢失现象,其发生几率IdentifilerTM与Powerplex(16试剂盒较ProfilerPlusTM少。     

浙江汉族人群16个Y-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调查

目的进一步完善浙江省汉族人群Y-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研究,为其法医学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方法应用Y-filer荧光标记复合扩增系统,对浙江汉族203名无关男性个体进行16个STR基因座的复合扩增,统计各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参数。结果其中15个Y-STR基因座分别检出4~13个等位基因,DYS385基因座检出47种单倍型,GD值为0.3918~0.9609;观察到16个Y-STR基因座共同构成的单倍型199种,其中196种单倍型出现1次,2种出现2次,1种出现3次,累计GD值为0.9998。结论16个Y-STR基因座具有较强的个体识别能力,适合浙江法庭科学应用。     

《孟子》荒政思想研究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抗灾救荒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周礼》中出现荒政思想后,先秦诸子对荒政从不同方面加以阐述,文章针对《孟子》中的荒政思想进行论述。首先,《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仁政"思想是其荒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孟子》的积极预防荒政思想包括:制民之产、劝种备荒、精耕细作、不违农时、薄税赋、兴修水利和保护生态平衡。再次,《孟子》的消极救济荒政思想包括:确定救济主体、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赈灾、蠲赋免役、节约、国与国之间的互助和民众互助。     

大山里的“建议王”

为民代言,是他当人大代表走好的第一步:为民办实事,是他当人大代表的常行之道;继任使命,使他当人大代表之路越走越宽远。他,就是大巴山深处的大宁河支流高楼河的普通一员——重庆市巫溪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刘军。"与群众交谈、接触,知根知底,才能了解群众的真正需要,真诚为民鼓与呼,才不会愧对信得过我的老百姓!"当别人问起刘军代表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建议时,经常行走在村社里的他总是这样坦诚地说。     

从《枕中记》到《黄粱梦》——浅谈人物形象之嬗变

元杂剧《黄粱梦》取材于唐传奇《枕中记》,两者在故事情节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以喜剧作结,后者以悲剧作结。从《枕中记》到《黄粱梦》,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的变化,吕洞宾的命运比卢生更为坎坷;高翠娥少了崔氏的贤良,多了一份女性意识的觉醒;作为道士的汉钟离,与吕翁相比形象更加鲜明。     

1953年12月：鞍钢隆重举行“三大工程”开工典利

1948年鞍钢回到人民手中时，已是千窟百孔。一名被留用的日本冶炼专家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1949年春，鞍钢开始了全面修复工作。为了解决设备紧缺问题，鞍山市发动了全市人民献器材活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鞍山市民献交器材1123种21万件，从而解决了鞍钢修复设备的急需。     

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正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时,文艺界是"重灾区",面临着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文艺组织,以及解禁文艺作品等大量繁重的工作。同时,"文革"之前"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文艺工作的影响,"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影响,也需要彻底清理和纠正。在此情况下,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此时,距离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已经19年。会议召开于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批捕权配置争议的思考——兼论影响司法改革的因素

批捕权配置是司法改革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表现在批捕权与检察权关系的分歧、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之间的冲突、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冲突等方面。影响批捕权配置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不仅要考虑科学性问题,还要考虑司法改革的社会历史因素(非理性);同时司法改革不能仅从一个局部去修修补补,而要从整体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