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

农民占当前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是留在乡村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属于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而农民对务农或务工的行为选择服从于个人效益最大化原则。     

论政治与宗教的两难抉择——《利维坦》的思想脉络与乌托邦困境

《利维坦》的出发点是人性,归宿是国家。人性自私自利,加之人的愚昧无知、恐惧、激情和权力欲作怪,使得宗教有了存在并神圣化的理由。霍布斯试图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完成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宗教的去神圣化论述,凸显世俗政权（国家）至上,重建世俗世界的政治秩序。但在不知不觉中,霍布斯陷入另一个乌托邦困境：权威政治毕竟是俗世的、刚性的,无法完成思想统治,仅有政治权力统治无法化解政治世界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利维坦难以长存。     

中国共产党党组运行机制研究

中国共产党党组是中国共产党为保证在各种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实现领导而创设的一种具体组织形态。鉴于党组的衔接性和隐蔽性,党组运行机制主要有三种:会议、文件和调研。党组运行的这三种机制虽然是党内其他组织机构共有的,但具有特殊性,这三种机制都围绕党组所在单位(部门)的重要事项运行,运行频率低、隐蔽性强,党组决策(指令)的自主性和强度也明显弱于一级党组织,这三种机制有效地塑造了一种无形、有声、有力的隐性领导。     

困境与突破: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可能性探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简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制度分析理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制度的。对行政决策过程附以民主的理念能为行政权力运行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提供正确的方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时性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的变迁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路径依赖，这成为制约我国行政决策民主的障碍；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共时性角度分析，制度同行性的压力使得行政决策的民主化难题有了突破的可能。     

转型时期农村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村民自治建设探析简

当代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转型时期欠发达的农村政治文化所引发的.我国村民自治尚不完善,应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发展为先导,特别是在自治运动中构建一个神圣的思想意识上的权威,从精神上领导村民自治的主体、客体及运作文化建设.思想组织化带动自治运动制度化,推进村民自治非均衡向前发展.     

发展政治包容 创新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现代化浪潮逐渐席卷中国,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现代化、城镇化的洗礼,乡村已不再传统、不再纯粹、不再乡土,而是一个大众的包括本土农民、外来居民、流动人的生活生存场域,各种思想、理念、行为、矛盾充斥其中。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下,墨守成规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适应,草根的封闭式村民自治也逐渐凸显出能力有限,对于一些经济、社会问题鞭长莫及,新农村的新治理模式呼之欲出。而发展政治包容,旨在农村构建一个包容性政治体制框架,增强政治体制的容纳力与适应力,协调各方权利、权利与利益,化解社会冲突与矛盾,维护乡村秩序,追求公平正义,使乡村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困境与突破: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可能性探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

正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制度分析理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制度的。对行政决策过程附以民主的理念能为行政权力运行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提供正确的方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时性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的变迁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路径依赖,这成为制约我国行政决策民主的障碍;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共时性角度分析,制度同行性的压力使得行政决策的民主化难题有了突破的可能。     

社会自治:政治权力防腐的一种理性抉择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提出"建设廉洁政治"。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也多次强调要对腐败保持警醒,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腐败的根源是深扎于人性中的趋利性和权力欲。权力,指的是一种控制力和影响力,强调对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支配力。"权力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不同生活领域的权力现象分别被称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宗教权力"。宗教权力在古代和中世纪显赫一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宠儿,唯有社会权力,被关注得较少。按照马克思     

现代乡镇政府治村中的房组织角色——基于江西港村观察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矛盾纷杂,良好的乡镇治理仅依赖于政治化的组织与资源是难以达至的。乡镇政府治村应避免刚性的行政强制,更多的坚持"民主"原则,采用"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特别是整合农村内生性组织资源。而江西港村"房"作为一种由传统宗族演化而来的半现代性组织,兼具传统宗族的文化性功能与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的组织功能,在镇政府治理港村事务中扮演非正式主体角色。因此,探讨房组织这一农村内生资源在现代乡镇政府治村视阈下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