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于无限防卫的立法思考

无限防卫是修订后的刑法增设的一项内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无限防卫就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此,无限防卫实质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绝对的正当防卫,它是刑法的一种授权行为。 无限防卫作为正当防卫的特殊表现之一,它与一般防卫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作为对付不法侵害的有效手     

新形势下公安院校教育模式的重新构建

当今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期，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随着新形势下经济、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的形成，信息量成倍增加，知识更新更加急剧。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迎接对世纪的挑战，传统的教育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未来的教育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穷尽不断更新的无限知识。因此，公安院校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教学观念，调整自己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寻找适合新形势下公安院校教育的新模式。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课程体系的重新设置将是当今公安教育研究的一…     

侦查环节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涉及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多个诉讼环节,侦查环节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的认罪认罚对于整体证据链的形成同样重要。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简化了证明程序,减轻了证明负担,但不能降低对证据的证明标准。着眼于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序分流改革目标,侦查环节同样是程序分流的重要环节。值班律师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值班律师不是辩护律师,不应具有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     

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法理思考

毒树之果是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其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对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全盘否定不符合我国的法治文化传统和司法现状,我国立法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况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     

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方式的合理性探讨

证明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量。不同的证据制度,其证明要求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是“客观真实”。“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要求,其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绝对确定的倾向性规定也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认罪协商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研究

认罪协商程序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产物,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法治追求。目前学界对于侦查阶段能否适用认罪协商制度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以致于认罪协商制度的价值和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侦查阶段的认罪协商权,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贯彻落实。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思考

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诉求的合理关注,试点方案应当把对被害人的参与权、赔偿权、知情权的保护纳入到此次司法改革中来.试点方案突破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限制是一大亮点,但法律援助律师的可能缺位、参与程度偏低和法律援助质量的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上诉情形加大了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损害了诉讼效率,有必要对上诉范围进行合理限制.试点方案应当考虑对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进行重新厘定,但不应当降低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     

试论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该措施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此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