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联体模式下浙江农村居民的首诊偏好与政策选择

浙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已通过多种形式与大型医院协作形成了区域性医疗联合体。在此背景下,了解浙江农村医疗用户的首诊偏好与影响变量的相关性以及浙江农村居民对医联体的政策理解度与政策评价有利于进一步发现医联体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文章对浙江农村进行问卷调研,并通过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及方差分析,发现当前浙江农村居民的首诊偏好及其对医联体的政策认知和认可程度仍处于低位,两者呈正相关。同时,浙江农村基层首诊水平与居民的年龄、文化、收入等内在因素以及医疗服务主动性、医疗设备、药品目录、技术水平等外在因素也具有正相关性,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农村医疗用户基层首诊的政策性建议。     

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碎片化与整合:一个协同治理的概念性框架

公共卫生组织间高度分化,这意味着它所提供的大量服务需要整合。整合通过组织间的协同治理来实现。市场化不足的公共卫生领域更多需要垂直整合。如果医疗市场领域高度分化,社会性质不同但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部门卷入公共卫生,则卫生领域需要程度更高的整合,此时公共卫生组织部门的协同主要以跨部门形式组织起来,但它是一个脆弱不稳定的组织形式,它需要根据情景将协同治理的框架灵活运用于实践。这个概念性的框架有助于更好理解公共卫生领域部门间协同的复杂性。     

从结构二重性到历史性:吉登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建逻辑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人们日常看起来支离破碎、司空见惯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正是由于他对实践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重视以及历史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其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隐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和主体主义偏向.     

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制度结构与政策选择——以浙江省杭州市为表述对象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满足非规模化、异质社会需求的优势。杭州市及地方政府通过强化领导、网络结构调整、平台建设以及政策扶持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但仍存投入不足与权责倒置、评估缺失与科层管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管的社会化。     

论村民自治的前提

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情况下 ,国家主动导入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实际的运作中受权力和利益两个基本变量的影响 ,这两个变量是村民自治引入和维持所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 ,这两个变量也是导致自治模式可能“异化”的最大威胁。要抑制这两个变量的负功能 ,保证村民自治在良性轨道上日渐完善 ,依赖于社区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生成和成熟度。它们分别是村民自治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前提。这两个前提能否实现 ,取决于党能否保证其成员克服其理性经济人偏好并向道德人偏好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首要条件是实现党内的民主化     

乡村整合与挖制的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研究回顾与评价——基于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乡村组织社会功能的比较

国内外学界对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共产党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控制功能的分类研究阐明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功能图式,即士绅的强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国民党基层的弱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中央的强政治控制功能;共产党基层由强社会功能向强政治功能的转变的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到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社会权力性质,但没有通过权力性质的划分及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与乡村以及国家整体的组织与控制的关系。     

区域性医疗集团法人治理的 结构悖论:结构洞视角

当前我国区域性医疗集团呈现出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的趋势,并普遍设置医管中心、理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以实现政府与医疗机构"管办分离"的法人治理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医疗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和结构都发生了改变,牵头医院替代了上级政府占据了最大的结构洞,利用其网络中的信息功能优势联结上游与下游医疗机构实现互利合作。但医疗集团内部的结构洞也会引起内部利益分化与委托代理失效,而作为医疗市场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结构洞则会引起具有政治属性的社会资本垄断。这需要政府防止区域内单一医疗集团的垄断,才能有利于代表医疗用户利益的医保机构有机会占据结构洞的有利位置与医疗机构议价,并形成医疗资源配置动态平衡的博弈关系。     

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研究——以浙江温岭、新昌、瑞安为例

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因而,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不能从文本材料和理论预设中作出判断,而要从制度的规范对象的认同中得出结论。对比分析表明,温岭、新昌、瑞安的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并没有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关键原因在于所创新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效度低,而且独立于治理体制的公共空间不利于制度认同的理性共识的形成。     

城镇化语境中农村社区治理制度认同之逻辑进路——以浙江省瑞安市为例

村庄自治制度认同研究必须基于制度逻辑、村庄外在条件和内生基础等要素考察之上,而非纯粹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推演。以处于城镇化前沿的浙江省瑞安市的农村社区为考察对象,探索村民自治制度参与的现实驱动力、现代秩序生成和文化心理嬗变,以期把握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认同的逻辑进路。     

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社区社会组织非规模化及法人资质不足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基本障碍,因而,部分地区已尝试建构枢纽性组织来评估、监管与孵化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而且这一组织自身也成为二级服务提供方,但这一组织不可避免带上了官僚化烙印,为避免这一析出组织的外部性,枢纽性组织必须通过制度建构将其从基层体制中剥离出来。在当前的预算约束之下,政府仍趋向于忽视价值,避免第三方评估而以传统民主评议来考核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这是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边际效益和成本均衡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