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城市融人——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城市的调查

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既有的移民融入理论在解释中国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上的适用性.通过引入地区、制度(户口)、市民包容度以及流动儿童个体流动情况等总共8个自变量,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做累积logistic回归.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制度和市民的社会包容(反之即社会排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呆的时间越长,则越倾向融入城市,而其他个体性变量对儿童的城市融入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日益迫切,政府应努力在制度、政策上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而当地市民也应对流动人口保持更为包容的态度.     

社区工作者能力量表开发与检验：以上海为例

建立社区工作者能力量表能够填补当前社区工作者能力界定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探索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的内涵和未来提升的方向提供参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和政府行政力量共同形塑了社区工作者能力的界定，构成了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的背景。量表的开发借助社会工作专业能力模型，分别从政策、文献和实践角度，梳理了与社区工作者相关的能力条目，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30个条目，共分五个维度，包括：分析判断的能力、维护关系的能力、依法治理的能力、建立项目的能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心理测量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为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为开展社区工作者能力内涵研究、促进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职场的性别不平等:基于权力的视角

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清晰界定,既有的关于中国女性职场权力研究在权力界定上表现为宽泛化和狭隘化两种趋向。在批评这两种趋向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对职场权力做了更为明确和精细的界定。基于CGSS2006年城市样本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女性拥有各种权力的比例都比男性要低,那些占据权力位置的女性也主要是边缘性的权力。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工作单位特征等变量后,女性拥有权力的发生比也显著低于男性,这表明在通往职场权力的道路上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     

社会治理智能化:价值、实践形态与实现路径

在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认识社会治理智能化价值、实践和实现路径,构成了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党建、行政和社会三重视角,社会治理智能化应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选择。基于上海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若干实践案例,社会治理智能化呈现平安管控导向、精细化管理导向、促进社会互动导向和提升公共服务导向等多种不同的面向和实践逻辑,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于社会治理的不同方式。在充分借鉴既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融合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四重逻辑,建构一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和实现路径。     

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社区的潜力

目前国家推行的各项农村保障政策,均强调个人(家庭)、集体、政府三方合作的组织方式。但实际上,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和家庭是提供养老支持的两个主要来源,而社区的作用几乎被忽略不计。基于3省20村的调查和3个社区的典型案例的考察,我们认为,社区在养老保障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社区能否实现养老保障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源含量,而且还取决于社区资源的分配原则和村庄领袖的动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政治对于社区养老项目的影响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