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求生欲强,要送就送30万个口罩!

我心想,先送给武汉的医院,武汉安全了全国就安全了, 再送给各地的医院,医生安全了,我们就安全。要不然,我们戴了口罩也没用。我是80后宁波人,2003年SARS爆发那年,我正好从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毕业。当时SARS对我的影响并不大,而那一年我就在上海闵行找到一份和手机行业相关的工作。     

议程设置视角下的立法规划

正对我国立法过程而言,无论上升为正式制度之前还是之后,立法规划实际上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议程;而制定立法规划的过程也就是设置立法议程的过程。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以下简称"新《立法法》",修正前的立法法则简称"旧《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     

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江苏探索

<正>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发展差异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统筹推进区域优化发展、特色发展,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典型样板。认真总结、提炼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对于江苏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激励理论的人工智能发明人身份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创造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对以"人类发明者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发明人制度发起挑战.激励理论是专利法存在的目的,从激励理论角度考察,期望激励理论、公平激励理论和成就激励理论奠定了发明人激励制度的内部基础.基于对激励理论的逐一分析,人工智能即使能够自主完成发明创造,也不是基于激励意识而产生的结果.有鉴于此,人工智能不能作为发明人与人类发明者并存于专利法之中.面对未来时代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或辅助生成发明的可能性,我国应坚持现有的激励自然人作为发明人进行创造的立法目的,维护既有的自然人是发明人的制度体系.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经济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新境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等。历史发展没有止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也没有止境。而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思考方式，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做到“六个坚持”,具有批判精神，尤其是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石景山区举办“光荣与梦想”劳模表彰大会

日前,主题为“光荣与梦想”的石景山区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大会对今年石景山区3名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2名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和4个模范集体进行了隆重表彰. 此次受到表彰模范个人和集体,是石景山区广大职工的优秀代表.其中尤其以3名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最为引人注目,有被同行亲切的称为污水管道疏通“土专家”、石景山区地下管道疏通“活雷达”的环卫工人赵五,有“想干好事干实事”的创业家、用“常青藤”串起诸多创业者之梦的刘刚,还有被小区居民亲切地称为“平安社区保护神”、进京打工16年、尽职尽责的保安员贾树庆.     

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问题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为什么说,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从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的大门之后,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与时俱进,但经济的基础和决定作用不曾发生任何改变。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有着浓厚的赶超型色彩。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探微——以九江市民主党派“巡回看变化”活动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九江市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规模和人员数量均得到蓬勃发展,基层组织建设水平有了相应提升。但从总体上看,基层组织建设仍属党派自身建设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仍然存在人员思想多元、队伍结构分散、运行机制随意、活动开展单一等问题和困惑。中共九江市委统战部从实践需要出发,召集各民主党派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巡回看变化"活动,在政治思想引领、优化班子结构、强化制度建设、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探索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方法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70年国家战略对城镇化的影响

70年来的城镇政策始终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国家处境相伴而生,对其有明显影响的背景因素有:"一五"和"二五"时期工业化体系构建,1980年代对计划经济的维持、1990年代耕地保护政策,以及两次经济危机后国家对经济形势的焦虑。不同阶段的国家战略对城镇命运的影响体现了我国政策治理的特色。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下一个阶段城镇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