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贸易适用自由化原则之现状及发展趋向

能源因其自然禀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不能完全适用WTO的自由贸易原则,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因素等四个方面。未来能源贸易的趋势应该是在各国转变能源观的基础上,发展区域能源贸易自由化,进而将能源贸易逐步纳入到WTO自由贸易的轨道上来。     

论生物技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分享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利益分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归因于生物技术研发的特殊性、遗传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国际法律制度的冲突等因素.为了生物技术和遗传资源的持续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应重申其社会公益价值,生物技术的权利保护规则应得以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利应得到尊重.     

论CISG项下习惯做法的内涵及其认定

CISG公约规定了习惯做法的效力,但并没有明确其含义,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解读其他有关国际国内法律条款及相关的法律评释,可知习惯做法是指对当事人双方先前的特定交易或特定种类交易所可能达成共识的行为。习惯做法的认定应该是在遵循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案情重点考虑行为次数与合理预期两个关键要素,以实现习惯做法规范的本意,避免习惯做法的滥用或误用,维护交易的效率和正义,保护善意的交易当事人。     

论森林保护的国际法律合作

国际经济的压力、各国环境法的不均衡发展以及森林危机的全球化影响都需要国际森林保护法规.迫切需要国际协定设定国际义务,包括强调森林的全球重要性,国际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责任,规定共同的保护标准等.     

名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及其权利保护沿革——形象权的历史解读

形象权起源于隐私权,产生并发展于美国,主要是为姓名、肖像等人格要素的商业价值进行保护而设置。名人形象经历了视为公共财产、利用隐私权进行保护直至适用形象权进行保护的过程。名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及其保护的沿革解读了形象权的历史发展,表明了形象权制度的设立趣旨。     

环境保护与WTO自由贸易规则之冲突及其消解

当今,环境保护愈来愈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与此同时,其与WTO自由贸易规则的冲突也日益彰显。这集中表现为环境保护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义务、禁止数量限制等非歧视原则的冲突和对GATT一般例外条款构成的挑战。事实上,这种冲突正在不断引发贸易磨擦和争端。因此,如何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利益并在WTO框架内努力化解矛盾并消解冲突,从而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是国际社会所必须直面的一个严峻议题。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以《奥胡斯公约》为中心

《奥胡斯公约》是目前为止对公众参与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全面涉及了有关公众获得环境信息权、参与决策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等内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其对公众参与的主体、方式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借鉴《奥胡斯公约》所确立的机制,我们应当明确"公众"的范围,确立NGOs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和环境知情权,赋予公众诉诸法律的权利,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     

国际环境法上的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

共进国际法强调国际合作共赢以应对国际共同关注事项,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对世义务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的共进性,强调环境保护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两者都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立论的基础,突破传统国际法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的契约模式,代之以义务性的积极合作模式,是全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国际环境法将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为理论发展动力,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保障机构,推进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有效开展。     

论生物技术惠益分享与权利保护的困境与超越

由于国家间利益的纷争、制度间藩篱的存在及规则措辞的软弱性,也由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标准及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等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利难以实现,生物技术合理转让陷入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国际规则的整合、国际正义的实现及权利价值的重新定位,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及提高谈判的博弈技巧更是出路之关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及其消解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物技术和生物遗传资源方面各有所长,但因种种原因,二者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时有冲突。为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南北经济的共同繁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价值取向应该重新定位,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应有合理尺度。发达国家应善意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努力促成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生物技术;发展中国家应逐渐适应并努力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游戏规则,为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生物技术研发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