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职业道德的约束机制

职业道德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密的市场经济社会,职业道德对社会的调节功能也越来越突出,因而,职业道德是道德建设的中心议题.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机制,则表现为个人的自我约束和个人所处环境的外在约束的统一.那么,这种约束机制的作用原理如何呢?首先,个人的自我约束是环境的外在约束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的自我约束靠组织和社会的外在约束机制来规范;组织和社会的外在约束靠各种组织来实施、评价和监督,从而保证个人的自我约束得以到位.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职业道德形成过程.自我约束具有普遍性,无论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都是如此.而职业道德的外在约束具有行业特点和行业职能属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职业道德从道德系统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职业道德体系.     

刑法第300条邪教犯罪的立法证成和司法认定

不论是基于反邪教立法传统,还是当前邪教治理的客观需要,我国都有制定并保留刑法第300条反邪教法律条文的必要。为了避免出现预防性立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的认定应当遵守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准确把握犯罪适用条件,严格区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和单纯的信仰邪教行为,避免将信仰自由犯罪化,规范和保护新兴宗教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与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的内在联系

江泽民同志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时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关键,是要提高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这是因为:     

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附带其后的羁押也应当仅仅具有程序性目的,不能因其可以折抵刑期而成为＂预支刑罚＂,更不能演变成变相刑罚。对捕后羁押的必要性,应当持续性地审查,决不能＂一劳永逸＂,当羁押必要性不存在时,应当及时解除羁押。     

审查起诉阶段口供采信中的问题与对策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常常会遇到诸如口供前后不一致,同案人口供,以及只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等等情况。应当赋予口供多强的证明力、单独口供能否被采信,等等问题是检察人员必须面对和判断的。口供应当具有完整、独立的证据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对刑讯逼供的憎恶和恐惧,就否定口供的独立性和贬低其证明价值。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单个(口供)证据的价值,特别是在证明案件事实某一方面的(充分)证明作用。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的构建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是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和计算方式。量刑从宽规则应是基础规则和个案评估的结合,即对被追诉人量刑从宽时,应先根据基础规则确定一个笼统的量刑从宽幅度,然后再根据个案情况对这一量刑从宽幅度进行适当的修正(扩大或者限制)。为实现量刑从宽幅度在宽泛和具体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     

增强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高校学生自我管理是高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起到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他们超越传统管理理念框架的作用,对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超常规思维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在整个学生管理工作中,还能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因此受到了许多高校管理干部的重视。     

试论以培养“文化—道德的人”为旨归的道德教育观

道德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符号本身,而在于这些知识符号所代表的生动而丰富的道德意蕴。如何让受教育者走进该内涵深厚的意蕴中去,如何让受教育者获得该意蕴带来的感动,如何让受教育者在感动的同时体会到道德的力量,如何进一步由情感上的感动转化为道德上的自由感等是学界必须加以关注的现实。在德育回归生活的理论前提下,将审美教育作为探寻道德意蕴、体验生命意义、寻找生活价值、生成道德自由感的重要工具,达到善恶凭自己的心境了悟,最终实现"文化—道德的人"的培养目标。     

刑事程序革命的再考察

刑事程序革命让沃伦和沃伦法院栽入史册,我们通过研究也获得一系列“普世价值”,然而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失败的.自由派大法官们几近相同的阶级出身和生活阅历使这场革命成为多数派的专政,贯彻革命始终的排除规则并没有为警察确立明确的行为准则,他们再一次证实了詹姆斯·布莱斯不言自明的真理:“法官只不过是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