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辨析

受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发展影响,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先后出现视听资料、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电子数据证据等诸多学说。该类证据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即数字化;二是证据目前或将来的存在形态,即电子化。至于其载体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且对电子数据证据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将其命名为电子数据证据更为合适。据此,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经过法定程序审查判断能够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化数据信息。深刻把握刑事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准确界定刑事电子数据的外延是完善刑事电子数据立法的重要保障。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对象

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明确取证对象至关重要。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各国普遍对取证对象作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收集对象的权利义务却没有相应完善的规定。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我国证据调查对象应界定为对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持有证据材料的案外第三人,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均需要立法加以规制,以求实现诉讼效率并得以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     

略论刑法中的义务冲突

义务冲突之“义务”原则上是指法律义务，不包括一般的道德义务和宗教义务，但特定场合下，一些高尚的道德义务应被纳入其中；义务冲突的成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牵涉到数个相冲突义务的轻重判断标准问题；义务冲突有其特殊性，是一种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非法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路径之证成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从立法上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是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选择。但由于其规定时间较短,起诉人的顺位、管辖、起诉条件、诉讼请求、判决效力等问题是沿用传统公益诉讼的规定,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公益诉讼之理论思考

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宪法"公共利益"为依据,完善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和特殊组织公益诉权等制度.     

1923年6月：曙光初显

<正>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失败，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单纯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     

1923年10月：向着新的方向

<正>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国共合作方针的正式确立，对党在三大后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愈发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1923年9月，中共中央局从广州迁回上海后，开始改进党的宣传工作。由于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被派往湖南指导革命工作，于是，秘书一职由另一位中央局委员罗章龙兼代。相应地，党的宣传工作也暂时交由罗章龙主持。     

1923年11月：统一思想 凝心聚力

<正>上海书店开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上海是党开展宣传出版工作的根据地和大本营。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在上海成立。次年2月，因被法租界当局查封，新青年社被迫南迁广州。1921年9月1日，出于持续推进党的宣传出版工作的考虑，中国共产党首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为保护出版社及其成员的安全，人民出版社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发行刊物，并将新青年社所在的广州昌兴马路26号作为公开社址。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人民出版社仍设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