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情”--从“陆王心学”到明清之际的“启蒙美学”

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与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历经了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明清之际启蒙美学主旋律变为“发乎情,止乎情”。它代表着中国美学在与“西天”佛教文化对话后的成熟,距离最终的突破,距离“五四”之际王国维、鲁迅的探索,乃至距离后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新哲学观基础上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的探索,都只有一步之遥。     

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宽恕”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其“原罪”的价值维度。“原罪”说使“罪”被绝对化、先天化,人的尊严、权利、责任被绝对化、先天化了,并由此造成了信仰维度的存在。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自知。中国的“宽恕”是纲常伦理的处理原则,体现了其“原善”的价值维度。“原善”说使属性、本性被绝对化、先天化,人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它“宽恕”的是可以“宽恕”的,并非不可“宽恕”者。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无知。但是,只有“宽恕”不可“宽恕”者,宽恕才存在。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不是“宽恕”,“慈悲”不是“慈悲”。     

超越知识框架:美学提问方式的转换--关于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

美学是对于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活生生的东西的阐释 ,是“说‘不可说’” ,因此 ,传统的美学提问方式必须加以转换 :从追“根”问“底”以及透过个别追问普遍、透过具体追问抽象、透过变化追问永恒、透过现象追问本质 ,转向对于“怎么样”的追问 ,即对于对象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审美活动自身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追问。而这就要走出知识论的框架 ,置身生存活动为什么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 ,就成为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的提问方式     

中华文明第一期:道家美学的生命智慧

中华文明第一期,以汉晋之际为界,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对话,也是中国文化本土思想的成熟。其中,道家的生命智慧十分深刻。老子的思考,是从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反省开始的。与孔子相比,老子采取的不是救赎方案的正面建构,而是对孔子救赎方案的解构。也就是说,同样是对于信仰建构的深刻思考,老子不是以"立"为主,而是以"破"为主。庄子则一方面仍旧立足于老子,像老子一样以"道"为宗。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老子的本源论转向了本体论。由此,区别于老子的以宇宙论(宇宙本源论)作为自己的形上体系,庄子另辟蹊径,开启了借对经验认知的不断检讨来实现自己内在的精神生命自由的"以快吾志"的救赎之路。     

"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哈姆莱特》看《夜宴》

《夜宴》是继《英雄》和《无极》之后,中国著名导演进军世界电影市场和进入世界美学赛道的另一张“出师表”,然而,对于经典的克隆和改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哈姆莱特》的美学贡献何在?同为复仇题材,《哈姆莱特》与《夜宴》为什么一个成为经典,另一个却遭遇“滑铁卢”?隐藏于影片奢华制作背后的美学眼光与美学感觉,是比声色影像本身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     

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新世纪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中国新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虚构现实,生产现实,存在于对个体的咨唤之中,个体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为主体。新意识形态体现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经济上的实用主义和文化上的消费主义,其叙事的核心是传媒镜像。而传播的研究,则是与特殊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一致的,“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学术舞台。     

鲁迅的绝望：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

正是鲁迅的选择 ,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人生之足第一次被安放在可靠的心灵大地上。不过 ,这心灵大地不是心灵的光明 ,而是心灵的黑暗。他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的审美体验 ,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     

"历史为谁而存在?"--从二元对立思维到多极互补思维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长期的讨论中形成了名称相异实质相同的三大派别，即中国本位文化派、西化派和折衷调和派，但三种观点并非三足鼎立。中国本位文化派虽曾雄踞一时，但因其夜郎自大而日益失去市场；西化派虽然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因其缺乏理论的阐释而一直不为国人所接受。相反，只有主张折衷调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因其貌似公允而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即便今日也是如此。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会改变吗?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吗?本刊去年第1—4期发表了顾乃忠教授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提出应该运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编年史的时间顺序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在于时间差的观点。顾文发表以后，学界产生了各种反响，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补正者亦有之。为了将这一讨论深入下去，本刊拟在今年的“文化研究”栏目中开展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及其方法论研究”的“笔谈”，突出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讨论，即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方法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欢迎专家、学者撰写短文(4000字左右)参加讨论。我们希望这种讨论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