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血案的法律追问

11月18日,中泰两国总理在巴厘岛握手的照片让人感到"维护湄公河航运安全"有了保障。然而对于已过去月余的"10·5"湄公河血案,国人对事件处理却不甚满意。泰国是东盟内与中国不存在南海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船员遇袭事件不至于恶化中泰关系,但英拉政府事后宣布取消原定访华安排,客观上使双边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停滞、徘徊。从泰方调查程序看,尚未经由司法程序的查证,泰警察总监飘潘竟在10月28日宣布事件纯属泰第三军区"帕莽"军营9名士兵个人行为,与泰军方无关,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安全研究的视角

安全是国际政治的首要关切。随着安全情势的变迁,人道主义干预在以往三个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有着从进入到过时并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一度消失的经历。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这一该时期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与实践的兴起,安全与人权的联结对于理解人道主义干预的复兴至关重要。各种干预理论的提出与同期安全理论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把握安全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演化是理解人道主义干预从理论到现实之全面复兴的中心环节。然而,对安全的人本化改造在复兴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也形成了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困境外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新的安全两难。就人道主义干预本身的价值两难而言,这一新的安全困境的形成在于国际维度下的哪些陌生人值得拯救和国内维度下能够容忍本国士兵以何种程度的生命代价去拯救不存在共同体义务的陌生人。     

从利比亚事件看国际法走势

西方国家之所以热衷于以人道主义理由干预他国事务,除了价值观的差异,不能忽视其基于国际法形成规律的长远盘算。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而国际法则属于价值层次的内容,两者之间既存在张力,也存在作用反作用的关联。始自2月的利比亚事件,暴露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不足,     

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

针对当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有关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关注传统的内部因素差异和外部美国阻碍的初级阶段推进到了对制度变量的关注,但争论双方都普遍接受存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前提假定。然而,地区合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地区主义,存在着一种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合作。文章通过对严重泛化、经济化和扭曲化的地区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把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区分开来,质疑所谓东亚地区主义本身的存在;以对地区主义概念的推导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检验标准的初步的检验框架,以检验地区主义的存在;应用该框架分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目的和起源、机制现状以及外部因素,认为东亚不存在地区层面的地区主义。在中国崛起并优先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亚太跨地区主义而非东亚地区主义将是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     

周边

阿罗约获准在医院关押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警方11月19日在医院病床前为阿罗约采集指纹和拍照。阿罗约此前一天因涉嫌在总统任内操纵选举而被警方控制在医院。阿罗约的律师说,对阿罗约的选举舞弊指控"匆忙得不像样"。但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从印尼东亚峰会回国之后说,阿罗约将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警局高级主管说,在警方的摄影师为阿罗约拍照时,阿罗约身穿医院的病号服、戴着颈托坐在病床上,一名技师举着她的名字牌。阿罗约的家庭成员、朋友、律师和医生也在旁边。警方的一名医务官员说,阿罗约似乎瘦了,轻度脱水,血压偏高。     

欧债危机,多多益善?

欧元区的灵魂并非经济的高度趋同或融合,而是政治团结的坚强意志。欧债危机强化了欧盟的权力,而非削弱。至于债务本身,其解决无非是软重组和硬重组不同比例的结合。201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援助的到位、希腊债务的减记和紧缩政策的落实,希腊的国债市场开始稳定,德、爱两国总理甚至公开对爱尔兰即将摆脱救援表示了信心,欧债危机在经过了3年的动荡后似乎渐趋稳定并迎来拐点。但随着新近塞浦路斯提出救助申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