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行资源集约使用

前不久,省委召开工业工作会并出台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发展的意见》,为我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指明了方向。准确理解和认真贯彻《意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约请省委政研室有关同志对其予以解读,希望能给读者以帮助。     

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自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否采取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更是成为其内外公共政策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指出,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气候政策与布什政府有根本差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种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两党政治及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政策动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可能影响。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自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否采取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更是成为其内外公共政策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指出,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气候政策与布什政府有根本差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种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两党政治及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政策动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可能影响.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试论我国简易刑事程序体系的完善

简易刑事程序是与普通刑事程序相对而言的、更为简便的刑事案件处理程序.简易刑事程序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域外简易刑事程序立法相比,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模式单一、适用率低、权利保障不足、公正性欠缺.树立正确理念、完善配套制度、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进而完善我国简易刑事程序体系是必由之路.     

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日益频繁,并已取得重要进展.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气候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影响中美合作的深层原因,探讨了中美气候合作对全球气候制度构建产生的可能影响以及两国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本文发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经历了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当前,中美两国合作具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围绕联合国谈判的核心要素达成共识;第二,聚焦主要排放源务实开展功能性合作;第三,“包容性”合作重在吸引地方和私人部门.中美气候合作增强的原因不仅在于以国家形式呈现出来的共同利益,更取决于关键利益集团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是适应世界各国广泛构筑气候联盟的大趋势.中美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其影响逐渐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两国开始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强有力的“共同领导者”.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全球气候资金的贡献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外气候援助的案例研究

近30年来,美国对外气候援助取得重要进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规模持续增长,但在美国气候事业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小;美国提供的气候资金位居全球前列,但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外气候援助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援助效果越来越有保证。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进程受到国际制度和国内政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指导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明确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气候援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美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轨迹。未来,尽管特朗普总统打算削减美国的气候预算,但其行为将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本质上是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能源主导目标转化为多项举措:在国内政策层面表现为“为油气松绑”,积极鼓励化石能源生产;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促油气外销”,积极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同时,“以油气为筹码”,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时频繁借力能源工具。特朗普推动“能源主导”议程时,在国内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在国际事务中则体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属性。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将能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增强美国影响力方面则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