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公诉问题评析

立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但司法解释对这一制度予以了规定.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的主要原因来自证据方面,公诉证据标准难以精确把握、实质性公诉审查缺位、案外因素影响起诉决定等因素会导致少数已诉案件无法定罪.刑诉法修改后,控辩对抗的增强、证人出庭力度的加大、非法证据的排除等变化也增加了案件处理的变数.诉讼经济、传统文化、考评机制等原因,又使得一定时期内不可能用无罪判决来处理全部无法定罪的案件,而只能以撤回起诉作为并行方式.对撤回公诉予以程序规则,是检察机关有效应对质疑的重要路径.     

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的正当性、路径及限度

执法环节释法说理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是自然公正、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司法决定获得信任、信服和信赖的重要途径。当前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工作存在主动性、自觉性不强,说理不全面、不充分、不规范,说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全面加强检察执法的说理性,进一步扩展释法说理的范围,选择恰当的说理方式,同时也应注意必要的限度。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规范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价格鉴定结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制度两个层面提出规范和完善物品价格鉴定的建议。     

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之构建

在现行立法缺失的背景下，实践中对于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的处理方式极不统一，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益的实现，因此立法应当建立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需要从证据不足案件认定的标准、撤案权行使的主体、撤案的制约与救济机制、撤案的恢复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审查逮捕程序改革运行效果、问题及完善对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充分研讨论证各种职务犯罪案件逮捕程序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自2009年9月1日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开始实施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逮捕的改革。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运行模式、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对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当前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运行的模式、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索不断完善的对策与途径.     

我国证人证言排除的刑事司法实务观察

现阶段我国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的概念尚不清晰，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理解各异。 选取当事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作为切入点，并聚焦证人证言类证据为研究对象，经数据收集和分析后发现：实务中的证言排除情形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覆盖比较全面，法官审查时体现出司法能动性，行使裁量权的幅度较大，形成了证据排除实践的丰富样态。同时，制度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庭前解决争议比例小、对证据排除效果的评价标准待商榷、因非法证据概念模糊造成的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应立足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目标，明确裁判思路和裁量尺度，推进制度开展。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试行改革报告

为强化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环节的监督制约,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2009年9月,全国绝大部分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实施了批捕权上提一级改革。从改革实行一年来的情况看,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本文在对部分改革试点情况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转变传统的办案模式、实现上下级检察机关资源共享、加强同级审查力度、完善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规范自侦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等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的对策,以期充分实现此项改革在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方面的制度优势。     

检察机关专业化办案模式探析

正所谓专业化,是指专门从事某种工作或职业的人员应当具备胜任其工作的工作技能、思维方式等素质和能力。检察专业化是指各类检察人员具备与其岗位相适应的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检察工作技能等素质,从而保证检察队伍能够承担起法律监督职责。[1]检察专业化建设,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性质和特殊职责决定的。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必要途径,是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