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点式、区域化到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整体性扩散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从少数地方的单点式创新逐步扩展为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创新,但整体性扩散结构没有生成。整体性扩散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深化,且使已有的创新面临维持困境。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差异、地方自主性和央地关系。为此,建构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央地关系与创新类型的三维空间选择模型,考察在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突破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扩散困境形成整体性创新,需要重塑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超越传统的央地分权模式,破除制约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研究

创新持续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改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论文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这一结构性概念，以研究和提取影响1978年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要素，对当下进行的政府创新进行长时段反思。文章初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创新持续力的九个关键性命题，它们构成了政府创新的认知体系。文章认为国家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等命题对于创新持续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对既有地方政府创新个案和创新历史的整合，提出创新持续力的研究范式。     

公共利益之辨

公共利益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力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拆迁空间。但这一概念总是面临这样的考问:什么是公共利益?有无判断的标准?应当由谁来界定?界定的过程又应当是怎样的?     

人口流动视野下的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基于“新型产业工人”对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的需求分析

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发展中的核心议题，而基于大量城市人口集聚基础上的城市公共安全更是中国急需重视的问题。我们在流动人口的视野下，针对中国大量流动劳动力所形成的新型产业工人对城市治理的需求结构，进行了实证性的调查分析。新型产业工人的群体的城市需求，重新塑造了当下城市公共安全的结构，而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具有更强烈的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因此，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本文提出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的重要结构：城市空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劳动权益维护机制、组织化表达和城市认同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城市治理结构，容纳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产业工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共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本身的目的，即实现现代城市所必须体现的“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     

整修城市应急管理的“短板”

中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深层次矛盾累积,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其应对的艰巨性、复杂性日益严峻。在中国各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应急管理是一块需要加速整修的"短板",也是中国官员的一门"必修课"。公共危机过度泛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今天,城市中的危机事件频频发生,造成社会的恐慌与政府的应对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全国首届公共管理院长论坛”综述

2005年10月30—31日,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首届公共管理院长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两岸三地以及海外著名公管学院共75个学院的院长以及国内外专家和相关行业人士共130余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就“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求与最新走向”、“公共管理人才暨MPA培养模式”、“公共管理学院学科发展的新策略”等当前公共管理发展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作了多角度和多层面的研讨。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定位与发展中国大陆在经历1957年至1977年的政治运动与发展停顿后,自1978年起力求改革开放,1992年起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在进入WTO以后,已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与市场,经济建设发展与科技创新突破上更为突飞猛进。中国社会历史性巨变带来的各种问题,东西部差距、三农问题、公共事业民营化以及执政能力等亦已成为目前对政府的严峻考验;而中国政府改革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例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     

政府创新:持续力何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由此涌现出了许多分析范式和观点。从整体上观察,1978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点在于3个环节:第一     

政府采购的制度解困

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组织或者直接选举出政府的主要官员,然后把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运作成本界定清楚,要求在特定的资金内,做好必须的事情。不能在预算内完成成本运行,那就换人。这样政府就有一个采购的内在节约动机和激励。     

超越“指定代表”和“随机抽样”:中国社会主义复式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发挥其治理功能,就需要从单纯的理论论证转向注重可操作化的实践程序。在中国长期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一直存在"指定代表"(1)参与式的协商民主,从而造成"内部化民主"这一偏移的实际执行取向;同时引入了国际流行的"随机抽样"来改进协商民主的参与代表的选择,但它又无法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参与结构。无论侧重于哪个取向,都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具体实践中的内生性科学化不足的困境。在分析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参与不足"和代表选择"随机困境"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需要超越国际社会中协商民主的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和超越中国传统的"指定代表参与"的路径,建构起基于现有中国社会群体的科学分层抽样而又环节科学的复式协商民主抽样程序。这一立足于中国特定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可以提取出"沉默大多数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意见,同时匹配其他程序,有利于真正实现社会民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