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污染企业开出天价罚单

最近，在报上看到两则报道。读后颇为感慨，令人深思。 其一：早在199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8个州政府和10多个环保组织就联名对美国电力公司提出诉讼。它们控告这个能源巨头重建的燃煤发电厂没有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结果生产时排放出的硫酸盐和硝酸盐生成的酸雨对阿迪朗达克山脉造成污染，     

德国环保组织汇聚有效合力

作为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环境保护在治理体系中正逐渐移至中心位置,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调显示,85%的德国人把环保问题视为国内第二大问题,75%希望其环境政策水平继续保持欧盟领先。在德国,约有8600家环保协会,每年组织110万人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从我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谈起

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即环保组织诉国土局案带给我们诸多启发,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本案的受理并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法》依据,在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层面对《行政诉讼法》实际确立的以保护私益为核心的功能模式加以反思后,应当借鉴德国与我国台湾的经验,修改行政诉讼法,为公益诉讼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在行政实体法上明确起诉的诸多要件,在构建中国式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征程中迈出踏实的第一步。     

增绿减霾,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共同行动

<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按照团中央书记处要求,组织动员京津冀晋蒙广大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参与京津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共创美好生态,共青团中央、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于2014年4月启动了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霾共同行动(以下简称"共同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自发在长城上捡垃圾的威廉

“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在怀柔雁栖镇．通往明代古长城的山路上，经常能看到写有这类话的中英文告示牌。这些睥子，许多已在山路上矗立了11年。10年前，英国人威廉·林赛，在雁栖镇的西栅子村建起长城环保组织．吸纳6名当地村民作为环保员，定期到长城上捡拾垃圾。     

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关系的分析

<正>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等各个领域加强了关系,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日澳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了合作关系。特别是在2014年,日澳两国高层会晤不断,双边防务合作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值得关注。2014年日澳防务合作新动向2014年,日本与澳大利亚高层互访频繁,除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外,双方安全防务部门的互动也相当频繁,两国在军事技术共享、应对中国崛起、     

特殊利益集团是环境恶化的催化剂

前不久,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编写的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将矛头直指特殊利益集团,认为其正在成为中国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之一。时下,企业故意违法排污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着。难道企业不怕一次又一次的环保执法行动吗?不是的。因为相对于上级环保部门小概率的雷霆手段,地方环保部门的处罚力度毕竟是小的可怜。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经济发展的政绩利益,偏袒当地的排污企业,执行与国家政策相悖的环保规定。     

“常州毒地案”再审的现实意义

近期有媒体披露,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民事裁定书,决定提审历经诉讼波折的“常州毒地案”。这一消息,令社会各界尤其是环保公益组织,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早在五年前发生的“常州毒地案”,导致数百名学生异常患病,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公愤。其后,知名环保组织“中国绿发会”和“自然之友”联手发起环境公益诉讼,但诉讼过程却一路坆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