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代”的代际人生

1949年大军进城，全国青年学生唱起《延安颂》——“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在全国青年心目中既神秘又圣洁，令他们无限向往，心醉神迷。1949年以后，“延安出身”成为新社会的入门券，“延安一代”成为新中国知识界的主导群体，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带进城的同时，也成为红色意识形态的掌门人。     

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正基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同经验,又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物经历之中。正如许多作家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中国的现实,远远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比文学更具有传奇性。一、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一种来自国外汉学界的批评声音,反对中国作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小说。其立论的依据是,世界文学潮流是现代小说已经放弃了讲故事,用小说讲故事,既落后又缺少     

语文课的开端

1899年前后,康有为的一个弟子提出了问题,小孩子以《三字经》开蒙以四书开蒙,七八岁小孩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他不明白,不就是变得更蒙味了吗?当时的儒生不会反对旧学,但知识界有共识,四书五经的文字太深奥了,应该用更浅白的文字来教孩子,用切音字来教孩子认字发音。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中国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现代化的实现步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     

民主与科学

为纪念《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20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编辑了《民主与科学文集》一书，全书近90万字。该书侧重于《民主与科学》近年来刊载的文章，同时也体现《民主与科学》20年的前行轨迹。文章重新分类为“五四篇”、“科学篇”、“民主篇”、“关注篇”、“专稿”，并附“旧文新读”。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反映了《民主与科学》20年历程中知识界的一些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此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浙江省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论坛

近日，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和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联合举办全省第二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论坛。     

“五教授上书”事件

1961年初,党中央相继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六十条"。教育界也出台了"高教六十条",条例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主张"工农兵上讲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阵地的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这个文件在高等院校传达以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湖南农学院以周汝沆、胡     

“成名”之辩

心理学认定人人都有某种天然的表现欲,都希望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都希望能够成名,只是有的行业（如文艺界、知识界）出镜率较高,渴望成名的表现较为外化,有的行业则比较隐蔽。笔者岁过天命,青年时代的各种偏见偏识,大多自行纠正,但对＂成名＂,却产生了螺旋形意义上＂否定之否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