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抓实干 推进新时代司法所工作高质量发展--各地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精神

2021年1 0月2 9日,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及时汇报、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工作措施,努力推进新时代司法所工作高质量发展。及时汇报和学习传达会议精神各省(区、市)司法厅(局)按照会议要求,第一时间将会议精神和会议贯彻落实意见向当地党委、政府作了汇报。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河南、浙江、湖南、陕西、青海、新疆等10个省(区、市)党委、政府领导作出专门批示,要求认真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务实推进,充分发挥司法所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     

中国制度好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因为它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显著优势。“好”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教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并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