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学校的魔方效应

在天安门东南约20公里处,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原是北京市大兴区一所再普通不过的学校,近年来却成为异军突起的黑马。2020年,该校有8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本科率达98.7%,而当时这批学生的中考成绩在区里均排1300名以后。该校校长王教凯说,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是让先进的教育观念可操作化,让每个孩子在丰富课程中个性化成长,保持生命状态的生机与舒展。     

为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辩护——以共犯论为视角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准据",其具体类型主要有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划分,前者在我国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刑法学知识的转型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共犯论为视角,通过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认定犯罪时的理念和方法的双重厘清,可以发现该理论其实并不像批判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反而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势.完善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认定共犯方面不足的对策,是按照司法认知的过程对四个要件的排列顺序进行微调,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与有刑事责任能力者共同侵害(或威胁)法益的特殊案件类型,可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以单一正犯体系进行处理.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洗钱罪删除"明知"要件后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分则"明知"要件在限制犯罪处罚范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刑法》第191条中的"明知"要件,意味着上游犯罪本犯也被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洗钱罪处罚范围扩大且惩治力度加强.然而,自洗钱定罪自然不需要"明知",他洗钱定罪仍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予以判断.根据修正后的刑法条文文字表述,基于自洗钱与他洗钱性质与方式的不同,同时也是为了遵守联合国国际公约对他洗钱"明知"的基本要求,应确立"明知"为他洗钱的出罪条件.通过刑事推定完成事实认定,实现对"明知"要件的证明,发挥"明知"在他洗钱犯罪认定中限制处罚范围的作用,实现他洗钱刑事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助力司法机关对洗钱罪的精准发力和精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