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从限权到赋权:面向未来的互联网贸易规则

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并促进互联网贸易的发展.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外生性、贸易对价的特殊性,以及多边贸易协定的局限性,互联网贸易需要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调整.在理论上,以消除电子贸易障碍和增强贸易商电子权利为导向,互联网贸易规则可分为确权性规则、限权性规则和赋权性规则.在实践中,升级互联网贸易规则的方法将从限权路径走向赋权路径.在推进“互联网+”战略的过程中,我国应避免对互联网贸易施加不必要的电子贸易障碍,并赋予贸易信息的自由流动权,以此推动全球互联网贸易自由地、有序地发展.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则之准用——兼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普遍允许在行政诉讼中准用民事诉讼规则,并在准用方式上逐渐由概括准用向具体准用过渡。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最初并未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直通过前后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参照民事诉讼规则,直到新法第101条正式确立这一制度。但该条的问题在于:一是对可准用范围的不完全列举仍属于概括准用,需要法官、检察官耗费精力找法;二是"适用"的表述使得他们只能被动地援引法条,无法真正结合具体案情决定准用问题;三是旧法司法解释的准用性规则并未废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条的适用。这有待未来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相关条款作明确列举,对相关表述作扩大解释,并确定各种规则的先后援引顺序。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操作范围小的弊端,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究其原因,应是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未及时完善实体构成性规则,也未进一步细化程序保障性规则。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作了简要的理性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管辖权制度

《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管辖权制度由立法管辖和执法管辖两个部分组成。立法管辖的规定体现为义务性规则和许可性规则,而执法管辖的规定则体现为一种限制。许可性立法管辖规则和限制性执法管辖规则注重缔约国主权,而许可性规则可能导致公约效力的减损。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后简称《规则》)的规范文本分析,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排除的职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申请启动。而排除的范围不仅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就《规则》规定而言,当前涉及到的"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的解释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疲劳审讯,威胁、引诱和欺骗以及重复性自白问题应当有所明确,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充分性"的限制条件。     

论行政解释的过程性

近年来,对行政解释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学者多集中于抽象解释的研究。本文试从具体解释,即行政法具体适用中的解释之视角谈论行政解释的过程性。     

物权制度设计的正义维度与效率维度

由于以归属性正义为目标,因此,各个主体基于物权法确立的正当行为规则所获得的物权就具有无庸置疑的伦理上的正义性,法律对此应该采取妥适的措施加以充分保障,以免它受到其他个人或者机构的任意侵犯。物权法亦追求效率,物权法的诸多制度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价值目标。物权法有可能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率运用而保护物权,规定物权的诸如排他性与绝对性之类的特性,亦有可能基于效率的考量而对物权的排他性作出限制;物权的保护措施存在着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物权法有时会一反惯常的采取财产规则的立场而改采责任规则以实现效率。珍视效率并没有什么不妥,基于效率的考量将物权作出一定限制也并无不当,惟在限制人们根据正义的财产规范所取得的物权时不仅应相当慎重,而且必须提供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和依据,否则立法所确认的权利或者利益在司法的层面就会有被戕害乃至剥夺殆尽之虞。     

论民商法的演进性

相对于政府试图建构经济秩序规则的经济行政法、民商法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进的秩序规则。尽管在民商法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和立法者的意志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民商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演进而内生的。演进意味着它是在习惯、习俗和人们之间一次次交往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所以,民商法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必须尊重习惯、习俗,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科学证据是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对证据分析所得的判断意见。因此,科学证据属于意见性证言。为防止不可靠的科学证据对法庭的误导,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必要性规则、专家证人资格规则、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美国科学证据可靠性规则经历了从Frye规则、Daubert规则到修订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嬗变。我国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主要限于相关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缺少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指导与限制,导致了错误裁决的风险。本文提出确立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规则的构想,以利于法官排除错误的鉴定意见,同时有助于法庭科学实验室的管理与制度完善,促使法庭科学实验室更严谨更科学地为法庭提供优质的法庭科学服务。     

我国侦查程序的制度性偏差研究

侦查程序制度设计本身未能克服的某些矛盾、冲突和非确定性情势等相对客观的因素被概括为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而侦查程序一旦存在制度性偏差就必然要通过侦查程序的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并最终影响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样态描述,在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途径与方法。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

只有承认了物权行为的有因性,善意取得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在合同法债权规则体系内,受让人的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物权法则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这一物权规则弥补了债权规则的不足。     

我国侦查程序的制度性偏差及完善研究

侦查程序制度设计本身未能克服的某些矛盾、冲突和非确定性情势等相对客观的因素被概括为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而侦查程序一旦存在制度性偏差就必然要通过侦查程序的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并最终影响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样态描述,在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途径与方法。     

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及配套机制的优化

我国立法确立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存在一定的疏漏，具体表现为鉴定管理权割据造成审查认证标准不统一、鉴定启动权垄断造成鉴定审查认证缺乏平衡性、“四类外”鉴定管理缺位加剧审查认证难度、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薄弱造成认证流于形式。专家咨询制度、鉴定人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等改革成效不彰，加剧了审查认证的难度。完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应转变盲目崇信司法鉴定的理念，树立法官是鉴定意见看门人的理念，破除专门性证据限于鉴定意见的认知局限。要从关联性、可靠性、合法性的角度优化审查认证规则，确立鉴定意见关联性规则，鉴定原理和方法的可靠性规则，检材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规则，鉴定主体资质适格性规则和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完善专家咨询制度，适度改变公权力垄断鉴定局面，加强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     

确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的新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是英美法系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从完善证据立法、推进司法改革的角度 ,我们应当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 ,该体系应当由不可采规则、有限可采规则、附条件可采规则和完全可采规则构成     

WTO and th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f Actionable Research

传统的行政诉讼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事实行为不应该受到司法审查.我国的司法解释也规定行政指导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行政指导可诉性进行探讨.但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以WTO为视角研究行政指导可诉性的成果十分少见.行政指导不可诉与WTO规则的要求相冲突,WTO成员国对行政指导诉讼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接受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只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受到了行政指导的不利影响,都应当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     

城市房屋产权的保护：责任规则、财产规则与管制性征收

《征收条例》实现了房屋产权保护方式从“责任规则”到“财产规则”的转变,提高了文本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水平,但《征收条例》下被征收入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都面临着不确定性,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事实上,《征收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政府采取管制性征收的方式获得房屋产权,使得被征收入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侵害。因此要从政府、法院、被征收入等多方面着力才能促进实现“高补偿、低交易成本”的征收最优状态。     

W TO 与行政指导可诉性研究

传统的行政诉讼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事实行为不应该受到司法审查。我国的司法解释也规定行政指导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行政指导可诉性进行探讨。但是,我国加入 W TO 以后,以 W TO 为视角研究行政指导可诉性的成果十分少见。行政指导不可诉与 W TO 规则的要求相冲突,W TO 成员国对行政指导诉讼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接受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只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受到了行政指导的不利影响,都应当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研究

作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累积规则,已在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和优惠贸易安排中广泛运用,其作用也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并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累积规则有五种类型,具有双重作用。用GATT/WTO现有的规则分析,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允许累积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不允许累积也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国内外广泛的争论表明,在较长的时间内,只要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存在,限制性原产地规则就会存在,累积规则就会存在。中国在优惠贸易安排中的原产地规则中对累积规则的运用还很不充分,应充分借鉴泛欧模式中的实践,更灵活充分地运用累积规则,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