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逃避缴纳消费税的构罪分析

【裁判要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观目的要件不能限制为骗取增值税进项抵扣,对于以从国家获得不法税款利益为目的,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危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并给国家税款造成巨大损失的,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     

治安管理处罚中被处罚人主观方面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际处罚中应用广泛,但该法没有明确对治安处罚主观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一定误区。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对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行为不得处罚;执法实践应通过补强证据、经验法则、推定、复核嫌疑人陈述和申辩等方法来认定违法行为人主观状态。     

书记打伤执勤交警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2005年10月，甲县运管所党支部书记黄某带领该所10名职工到乙县运管所学习、考察。途中，因考察组乘坐的车辆超速被丙县交警王某、秦某等拦下检查。在检查过程中，黄某等人以检查人员着装不规范、未出示证件为由，与交警王某发生争执，并殴打了王某（经丙县公安局认定为轻微伤）。直到王某鸣枪示警，丙县公安局出动警力到现场处置，事态才得以平息。丙县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规定，给予黄某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行政执法春风吹

“八个‘大盖帽’管一个‘戴草帽”’、“不服执法处罚轻辄耳光重至拘留”、“给企业开罚单发现错误收回但不给说法”等等违规行政执法现象将被杜绝。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以为人本,创新和规范行政执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上述违规行为都作了具体阐述,并加以规范。网上听证问计公众2005年11月10日下午3点,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开全国先例,率先在网上举行了“坚持以人为本创新行政执法”公开立法听证会,此次听证会吸引了全球10万多网民的眼球,300条网民意见剑指“野蛮暴力执法”。     

“三乱”难治有隐情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力度，每年都有一大批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查处。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赔本”现象应当引起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