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全力支持抗疫一线——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支持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我省自1月2日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以来,疫情形势不断严峻。为严防疫情扩散,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坚决用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响应,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冲在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多维度的考察

学术界围绕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关系的争论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全球化要么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要么强化了国家主权。本文从国家主权的多侧面内涵这个视角出发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主权、国内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和国际法主权的复杂关系。     

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是最重要的犯罪控制措施，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当前犯罪控制存在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有：犯罪控制力不强，犯罪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抑制；诱发犯罪的因素较为普遍存在；矛盾转化工作力度不够。进一步强化犯罪控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高度重视犯罪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加大公安、司法机关的改革力度；切实抓好综合治理工作，尽快扭转公安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进一步打造一支高科技、高素质的刑侦队伍，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等。     

行为经济学在消费领域的一个应用——简评行为生命周期理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社会心理学引入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 ,将消费者的财富划分为三个心理账户 :现期收入账户、现期资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 ;并认为不同的账户 ,消费者受到的消费诱惑是不同的 ,现期收入账户的消费诱惑最大 ,现期资产其次 ,未来收入最小。心理账户的这种性质 ,决定了消费者对不同账户的财富具有不同消费行为。经验研究表明 ,这种理论可以解释许多传统消费函数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