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铁肩担道义 忠心铸法魂

我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古称“上党”的长治市,步入梦寐以求的法治殿堂--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以来,我怀抱着对法律的虔诚之心,秉持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信仰,与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到底,为平安中国建设而努力。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城市权利的法理意蕴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建设改造自己和自己城市的自由是最宝贵的权利,也是迄今为止被我们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公民与市民之间关于利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断裂。城市权利的话语构造了城市理论以及人的尊严理论的关联耦合。法治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及主战场是且只能是城市。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研究——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以来，控审冲突、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与精准化要求等层出叠现，亟待检察机关采取应对措施。检察机关将智能量刑机制引入认罪认罚量刑领域，逐步实现从传统公诉机关向智慧公诉机关转变，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技术量刑路径。但司法实践显示，智能算法本身的技术性难题、可靠性难题、不周延性难题极大地阻碍了智能量刑机制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智能量刑机制在认罪认罚量刑领域的司法适用难题，可以采用理论预测与实证预测双轨并行互相检验的运行模式，保证量刑建议预测的精准性、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算法的理论设计，完善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论环境法的价值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双重性 ,即它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在涉及环境保护时形成的社会关系 ,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利用与被利用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使环境法学的价值内容也具有了双重的内容。这就是环境法具有正义和功利双重价值 ,而正义价值和功利价值又都具有双重的内容。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价值和自然正义价值 ,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功利价值。这些价值考查 ,有着其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基础 ,它的内容和界定也是以这些知识为理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