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亲密与控制情绪: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研究--以北京市3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为例

儿童抚育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了照料和教育儿童的专门职业--幼儿教师。本研究关注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基于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作为照料者,他们被期待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与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并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作为教育者,他们需要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的表达,并选择合适的互动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文还讨论了幼儿教师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面临的不同情境以及应对策略,包括工作环境的压力与限制、教师与家长之间部分理念与行为相互冲突背后隐含的期待,分析了园所类型可能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产生的影响。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大国际私法观"辩正

大国际私法观缺乏学科学理论的支持,对其所负任务的认识也不够清晰科学.国际私法的范围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当前,国际私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或在处理涉外民商事争议时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它的范围应当从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加以判断和确定.我国传统大国际私法观所包含的内容也应据此作出相应的修正.     

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发生、发展与变革无不取决于国际贸易、航海技术、运输方式等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失责任制应该得到维系,在过失责任制下,免责事项将逐渐醇化,举证责任将根据航运实践的特点予以合理分配,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将继续得到适当的限制,从而使过失责任制得到彻底的贯彻.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居住权问题检讨

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学术界对于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存在较大争议.但是,经过详细检讨后发现,赞成者的观点在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反对者亦未能有效论证己方观点.此时应当依据论证负担分配规则得出不支持承担论证负担一方的结论,即我国物权法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     

欧盟反倾销调查不同阶段关于产业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及证据规则

根据欧盟现有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欧盟反倾销产业损害认定能否成立大致可以分成立案审查阶段、初裁前调查阶段、终裁前后续调查阶段和复审阶段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中,欧盟反倾销调查机构关于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而且在利害关系方证据材料的要求方面各具不同特点.欧盟产业损害调查各阶段法律标准和证据规则侧重点不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WTO《反倾销协定》之原则和精神,欧盟反倾销调查各阶段产业损害认定采用不同标准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