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论家事案件之执行

家事案件执行具有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案件执行的显著特点,这类案件的执行,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强制实现判决书上确定的权利,还需要顾及相关当事人的情感和将来良好关系的维持.解决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必须首先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对家事案件执行设专章加以规定,以便执行人员树立新的执行理念,真正实现家事案件的执行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而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是实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求,本文从行政执法的角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以期待完善行政执法质量,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现和谐社会。     

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其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即保留现行的法院应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形式,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法院的非诉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     

试论我国的关税强制措施及其完善

关税强制措施作为我国海关对纳税义务人所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保障关税顺利征收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现行的关税强制措施无论是法律定位还是实践运用都较薄弱。因此,对我国《海关法》进行修改与完善,规范与调整现行关税强制措施,尽快出台一部《海关实施关税强制措施管理办法》迫在眉睫。     

执行程序的局部修正与整体改革——兼论司法改革的整体性

治理"执行难"应有整体思路,需要通盘考虑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与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法律的局部修订应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相互协调,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用法律的形式将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也为将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宏观思路和整体规划,使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论行政执法中的的法律价值观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价值观是行政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法律执行的价值状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价值观冲突严重影响着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制约着行政执法的效果。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信仰,确立解决行政执法中法律价值观冲突的基本准则。     

当前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对辽宁省沈阳、鞍山和辽阳市阻碍警察执法情况的调研报告

本调研报告是在对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及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分局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反映了三地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发生原因和警察权利屡受侵害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论新世纪新阶段治安行政执法的改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治安行政执法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们应当改变治安民警的传统观念,转变治安民警执法角色,改革治安行政许可,完善治安法制建设,规划治安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