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

警察执法不仅是实施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忽视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必然造成警察执法的道德缺失。警察执法应是法治化与道德化的统合。提高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警察执法正当目的的确立和警察执法手段的正当行使。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切实以德治警,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让“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道德价值理念照耀警察执法过程。     

试论经济犯罪案件初查的法律地位

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特殊性,初查工作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给案件的办理带来了一些困难。因而应明确规定初查是刑事诉讼立案前的调查工作,其目的是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     

论侦查阶段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

视听资料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刑事案件中发挥着独特的侦查及证据价值。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证据自身的属性以及视听频资料自身的特点，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工作十分必要。侦查人员应紧紧围绕证据的基本属性进行，从视听资料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审查判断。最后结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从而完成对视听资料的可采性与证明力的立体审视。     

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

如何公正、合理地追究公司董事在经营中的责任这一问题 ,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美国《示范公司法》、特拉华州的判例以及法学研究所提出《公司治理的诸原理———分析和劝告》三个方面 ,考察和分析美国在董事责任追究中的一个重要判例法理———经营判断原则。从经营判断原则的概念、适用条件以及它的机能等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沉默权制度是西方诸多国家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 ,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在我国法学界 ,关于“沉默权”问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简论新中国社区警务的背景与条件

作为外来词,"社区警务"是意涵丰富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它既是一种警察哲学、警务理念、警务战略,又是警务运行模式和操作方法.新中国的警务具有"社区警务"的所有属性,是一种典型的社区警务形式,不能因不具其"名"而抹杀其"实".新中国的警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一种理性的历史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区警务的母体;群众路线是社区警务的依据和灵魂;单位制度和单位社会形态是社区警务的适宜土壤;社区警务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区警务是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条件下最为经济的警务模式选择.     

对侦查讯问轻程序现状的思考

当前,在刑事侦查讯问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此种情形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并危及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关系,了解侦查讯问轻程序现状的危害与成因,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以保障刑事办案的质量和我国法制的健康发展。     

论冲突法上的适应问题

冲突法上的适应问题是一种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同他种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分别属于不同法律秩序时,应如何调整两者在适用上可能产生相互矛盾及不调和的问题。增强准据法的适应性或者说对准据法加以调整是当代冲突法的一个新动向。可以说,适应或调整程序浓缩了确定准据法的技术,冲突法上的某些制度本身就是适应观念的体现。在适应问题的解决方面,目前还难以制定统一的一般准则,总的来说,有冲突法的适应方法、实体法的适应方法和比较法的适应方法。适应问题不仅存在于法律适用阶段,而且也发生在管辖权协调和外国判决执行方面。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