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

从知识传统的角度来看 ,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的概念、术语、原则、制度与理论框架主要渊源于西方的法典类型。它在我国新型法律体系以及在大学学科课程中的地位 ,是在本世纪最初十余年间以挽回法权为主旨的立宪修律活动的直接推动下 ,通过日本法律顾问的讲授和留日法科学生的译释等途径 ,迅速确立起来的 ,并由此为中国民事诉讼法近代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

文章对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的必要性和立法模式问题、器官捐赠合同问题、捐赠器官的法律形式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的设置与职能问题，以及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的体系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宜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并遵循鼓励捐赠遗体器官、器官自愿无偿捐赠、禁止器官交易、无伤害和非优先五项原则。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

文章对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的必要性和立法模式问题、器官捐赠合同问题、捐赠器官的法律形式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的设置与职能问题 ,以及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的体系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指出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宜采用统一立法模式 ,并遵循鼓励捐赠遗体器官、器官自愿无偿捐赠、禁止器官交易、无伤害和非优先五项原则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借鉴与移植:大陆法系宪政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清末民初,在中国宪政文化及其制度建设上,借鉴与移植外国宪政文化成为了一股潮流。清末立宪在宪政出洋考察与模式选择上照搬了日本立宪的经验,而德国的宪政思想和宪政制度主要是通过日本对普鲁士宪政的模仿而被移植到中国来的。这是"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立宪策略的具体化。法国宪政文化在中国移植的命运跌宕起伏:由清政府极力抗拒到民国新政权的致力效仿。民初若干宪政制度的设计是直接移植法国宪政文化的结果。     

论《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及大陆法和普通法的融合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在法官职权、法院地位和对待先例的态度上都与大陆法法系的基本特征一致，而这些特征又是大陆法系同英美法系的区分点，在当今大陆法和英美法互相融合的潮流下，我国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建议稿）正是融合的标志，这部《统一规定》在证据规定、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中都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与德国、日本等国家仅仅就审判程序的改革相比，《人民法院同一证据规定》在证据规定方面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本文作者认为，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相同的规定在不同的环境下将演化出另样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但是《统一规定》对“公正和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毫无置疑的。此外，《统一规定》在试用阶段的考察和改良无疑将增强融合后的可行性。     

安徽亳州引种甘草质量的初步评价

目的：初步评价安徽亳州引种甘草的质量,方法：薄层色谱鉴别;RP－HPLC测定甘草酸含量。结果：亳州引种甘草中甘草酸含量低于原产地内蒙古甘草,但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质量要求。     

从基础规范看现代立宪转型之道

效法西方国家立宪是后发现代国家的通例却往往效果不彰,如何诊断这一现代病就变得非常关键。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概念为此提供了重要工具。文章由此出发,先是批判性重述这一理论,认为凯尔森内容中立的基础规范无法胜任从实然向应然转换的功能;进而探讨基础规范证立所经历的三阶段,这实际上构成了立宪转型的内在逻辑结构;之后考察49年《共同纲领》的立宪实践。最后再次回到立宪转型之功能,当代思想中有两个与之相对应的典型范式：契约合意与商讨合意。在检讨了康德所代表的契约合意论之后,文章最终指出,通过商讨合意来实现立宪转型是更为优选的理论范式。     

双肺移植引发医疗纠纷的思考

器官移植对于挽救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没有充分权衡移植手术利弊的情况下，对患者施行移植技术尚不成熟的双肺移植手术，进行探索性试验的医疗行为违背了生命伦理学和医生的职业道德，医患双方由此发生医疗纠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陷入了困境，要想使医疗纠纷步入良性、理性处理的轨道，应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制定一部位阶较高，专门调整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