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

为了保证破产程序的公正、高效进行,各国破产法无不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的积极资格与消极资格。我国现行破产法所采用的从政府官员中选任清算组的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国应大力提倡从专业人士中选任破产管理人,明定破产管理人的消极资格,肯定破产清算中介机构在破产管理中的主体资格,充分发挥其在破产清算事务中的作用。     

对鉴定人资格的思考

目前中国的鉴定人体制尚不完善,对鉴定人的管理较为混乱,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有必要制定详细具体的鉴定人资格审定考核标准,对于鉴定人不仅要规定其法律地位,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还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实际工作的操作规程,尽可能对其专业技能水平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并为从事专项鉴定的人员提供合理的健康、安全方面的保护。使我国的鉴定人体制早日健全完善。     

论同案被告证人资格及证言证明力

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不具有证人资格。随着世界范围内证人资格的扩张,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逐渐与证人资格脱离开来,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作为证言使用。当然,同案被告人与案件利害关系的强弱影响到其证言的证明力。具体来说,由于同案共犯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而同案非共犯以及非同案共犯由于与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口供证明力较强,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依据。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谈高职院校建立会计从业资格模拟考试体系的意义

近几年,会计资格考试年年火爆、不断升温,成千上万的考生卷入这场考证热潮,并把考本财会证书作为跻身”金领”的捷径,会计证书已跻身最受青睐的十大证书之一,然而取得证书却越来越难.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学员,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本科院校的学员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为帮助高职院校学员有针对性地进行考证实质训练,并牢牢掌握所学知识,帮助高职学员提高考证通过率,各高职院校会计相关专业应有针对性地研究会计从业资格模拟考试体系,帮助高职学员的学习和考试.从七个方面介绍高职院校建立会计从业资格模拟考试体系的社会背景和意义.     

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评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为中小股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文章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这一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及其完善

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突出地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对医疗事故罪适用的刑罚种类只有有期徒刑和拘役两种 ,显得过于单薄。 2、法定刑幅度太低 ,不符合业务过失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要解决医疗事故罪法定刑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增加“罚金刑” ,2、增加“资格刑” ;3、提高法定刑幅度。并以此为中心修改完善刑法第 335条。     

全球化及其对公共管理中领导资格的影响

全球化促进了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行政机构的国际化 ,同时对公共管理中的领导资格产生了影响。因此 ,领导者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 ,接受新的挑战。领导模式应该灵活多变 ,领导者的培训也不应该千篇一律 ,领导者应该在行动中学习。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传统诉讼法理论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样 ,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受行政行为非法侵害时或有侵害之虞时 ,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 ,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 ,也是对传统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