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P＋时／时候，Q”句式分析

“(在/当) P 时/时候,Q”句式是用已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来标示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全句表述出发点不同,表述核心自然也有差别。“时候句”由于参照时段与参照时点的不同,句式获得了不同的语句功能,表达出不同的语义。不同表述功能下的句式在语法上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五大误区及校正

通过比较研究与理论剖析,关于我国的侦、控、审关系,我们发现存在着五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侦查为中心,应该是共时性的诉讼结构而非历时性的工序结构。     

论所有权的限制

所有权是一种最为完备、最为充分的物权,所有权制度是物权制度的核心。但任何一项权利都不 是绝对的,所有权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从所有权限制的背景考察和法理基础出发,阐释所有权 应受限制之理由,并对我国所有权限制之状况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对所有权的限制与法律规定所 有权制度的目的是一致的,设定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引 起的人与人之间对物关系的紧张性,那么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同样离不开这一目的。     

搜查的限制与救济

搜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它直接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以搜查必须受到限制。搜查因搜查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搜查程序启动前的限制是通过配置搜查权、明确搜查权的主体来实现的,而搜查程序的限制是根据搜查强制的程度不同,通过设定不同的的法定条件来实现。非法搜查救济包括积极性救济和消极性救济。积极性救济指的是在非法搜查过程中被搜查人员用来对抗非法搜查的权利;消极性救济是指非法搜查程序结束以后产生的结果处理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搜查的责任。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民主监督: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要防止权力滥用,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要完善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除了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强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以权制权外,还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制约,即以民制权.而民主监督就是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

本文讨论了"人权入宪"的含义及其对行政补偿法制发展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护路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发展路向等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和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构想,旨在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提供参考.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科学地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为避免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继承和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前新形势下,权力制约的战略构想又有了新的特色。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