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换”出乡村振兴新气象

选人、引才的过程,也是对农村民意全面收集,对重点矛盾纠纷全面排查化解,对上届“两委”工作全面检验,对农村干部人才全面梳理的过程。破解部分乡村长期存在的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两张皮”问题,基层党组织全面引领农村党务、事务,夯实了党在农村基层执政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调适性嬗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变迁的逻辑理路与前瞻思考——一个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

监督在现代政党组织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从组织行为角度分析，党内监督实践演变是一个组织行为变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历史环境的变迁，党内监督实践经历了探索起步、曲折发展、全面建设和战略提升四个阶段。通过建构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呈现出调适性嬗变的逻辑理路。即为适应不同时期的组织环境，党内监督主体遵循着从自身建设向体系建构的发展规律，党内监督对象遵循着从正人向治权的更替规律，党内监督方式遵循着从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化规律，党内监督内容遵循着从表层逻辑向根源迭代规律。鉴往知来，立足新时代，应分别从限制与规范、惩处与预防、制度与技术三对概念思考未来党内监督实践目的、策略和方式的变革。     

基层干部需要这种精气神

权力小、责任大,管的面宽、干的事杂,基层干部工作之不易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可谓形象。他们处于“凤尾鸡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群众期待,丁作中“苦累难”有目共睹。最近,一部名为《青云之梦》的电影真实再现了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现状,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丁作中的苦乐、艰辛与抉择.     

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就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由此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三种能力"——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可以说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明确了根本遵循和努力方向。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基层信息

城西区“五福”送暖,欢快过年红红的盛世太平年,红红的福字好运连。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中华巷社区为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团圆的春节氛围,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开展“‘五福’送暖,欢快过年”主题活动。送“惠民福”,动员辖区“五级联动”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将米、面、油、毛毯、棉衣和“春节红包”分别送到低保户、困难党员、困难群众、特殊家庭等人群家中,确保过节生活物资有保障。     

全过程民主:理论渊源、基本认识、当代构建

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跨越式发展,是优越于西式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全过程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扬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其精髓在"全",根本任务是巩固党的领导,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民主的当代构建可从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加强培育现代公民文化、推进网络民主健康发展、构建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这几点着手,从而开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境界.     

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